正月初十，早晨七点。天刚蒙蒙亮，河井二十九郎推开吱呀作响的公寓门，寒风夹着雪沫立刻灌了进来。他裹紧身上最厚实的粗呢外套。

    “我去趟制片厂。”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妻子追到玄关，手在围裙上不安地擦着：“你去干什么？已经——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我知道。”河井蹲下身系鞋带，动作很慢，象是在拖延，“但我得去。不去看着，我——”他顿了顿，“我会后悔。”

    妻子没再阻拦，只是默默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手织的深灰色围巾，一圈圈仔细地围在他脖子上。“早点回来，”她声音很低，“孩子们还没醒——别让他们看见。”

    河井点点头，推门走进风雪中。

    街上很静，只有扫雪车在远处作业的嗡嗡声。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条路，他走了十八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从摄影助理到首席，从一个人到一个家。

    拐过街角，他愣住了。

    青木一郎站在路灯下，肩上挎着那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的不是录音设备，是保温瓶和饭团。两人隔着纷纷扬扬的雪对视了几秒，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默契地并肩朝制片厂方向走去。

    走到第二个路口时，他们看到了灯光组的老前辈中村。老爷子已经六十三了，本该去年退休，但因为儿子失业，又多于了一年。此刻他带着三个徒弟，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没褪尽的稚气，正把几根自制的木牌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牌子上用墨汁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还我血汗钱”“大映不能倒”。

    “中村师傅——”河井开口。

    “别劝我，”中村头也不抬，继续用力系紧绳子，“老子在这厂里干了四十年，比那些坐办公室的混帐东西更有资格说话。”

    再往前走，人越来越多。

    道具组的熊本兄弟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着鼓鼓囊囊的麻袋，后来河井才知道，里面装的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暖宝宝和热茶，准备分给大家。

    服装组的梅婆婆、竹婆婆、松婆婆互相搀扶着走来。梅婆婆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桃木拐杖，那是她丈夫生前亲手做的。三位老太太都穿着厚实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象是要去参加什么庄严的仪式。

    年轻一辈也来了。山口空太和今景健太，两个原本还在为土方铃音暗暗较劲的小伙子，此刻一左一右护着土方走在中间。土方铃音手里抱着一摞打印好的传单，标题触目惊心：《大映破产真相：高层掏空，底层埋单》。

    没有人发通知，没有人组织。但就象磁铁吸附铁屑，散落在东京各处的大映人，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被同一种不甘和愤怒牵引着，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走到制片厂那条熟悉的大路时，队伍已经壮大到上百人。脚步声、车轮声、压抑的交谈声混在一起，在清晨的街道上形成一股沉重的洪流。

    然后他们看见了大门。

    那扇每天进出、油漆斑驳的铸铁大门，此刻紧闭着，交叉贴着两张醒目的白色封条。

    封条上的黑字冰冷刺眼：“东京地方法院查封”“禁止入内”。

    门外的空地上，停着两辆深蓝色卡车。十几个穿着灰色工装的搬运工人正从大门旁的小侧门进进出出，把一件件熟悉的器材搬上车。

    那台ARRI35摄像头，河井用它拍过《春之崖》里女主角在樱花雨中回眸的经典镜头0

    那套KINOFLO灯光组，青木曾抱怨它“噪音大得象拖拉机”，但打出来的光柔和得象梦境。

    那台Nagra录音机，外壳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刮痕，是去年拍动作戏时，土方铃音为了抢收环境音，抱着它奔跑时摔了一跤留下的。

    “住手！”

    河井的吼声撕破了清晨的寂静。那声音里的痛苦和愤怒，让所有人都转过头来。

    一个戴金丝眼镜、穿着笔挺黑西装的年轻男人从卡车旁走过来。他手里拿着文档夹，胸前别着银行的徽章，表情冷静得近乎冷酷。

    “各位，这里现在是东京三菱银行托管的资产，正在进行合法清点搬运。请立即离开，不要阻碍公务。”

    “合法？”灯光组的中村师傅一把推开徒弟，冲到最前面，手指几乎戳到银行代表的鼻尖，“这些机器是我们吃饭的家伙！是我们用血汗钱维护的！你们凭什么说搬就搬？”

    “根据破产清算程序，这些设备属于公司资产，现已移交银行处置。”年轻代表推了推眼镜，语气毫无波澜，“请配合工作，否则我们将报警处理。”

    话音刚落，工人们又动了起来。两个人抬起那台ARRI摄像头，动作粗鲁，机身晃了一下，撞在卡车挡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那声音象一把锤子，砸在河井心上。

    “放下！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