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日凌晨五点，东京还在沉睡。

    小林站在大映制片厂行政楼的窗前，看着德川和角川的联合接管小组车辆缓缓驶入厂区。车灯在晨雾中划出几道苍白的轨迹，像手术刀切开皮肤。

    她手里捏着一份连夜打印好的《电影上映企划书》。

    上午八点，大映原宣传部办公室。

    这里已经被清空大半，只剩几张旧桌子和几部电话。小林和她的三个部下，原宣传专员美穗、设计师大辅、文案健太，坐在桌前，面前摊开着一本厚厚的通讯录。

    通讯录是手写的，纸张泛黄，边缘卷曲。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与大映合作过的媒体记者、影评人、GG代理商、电影院线连络人的姓名和电话。

    有些名字后面用红笔画了叉，那些人已经退休、转行、或者明确表示“不想再和大映扯上关系”。

    但剩下的名字，依然有三百多个。

    “一个一个打。”小林说，“不要提公司破产的事，只说我们有一部新电影要上，希望他们支持。”

    美穗拿起话筒，手指在拨号盘上停留了几秒，深吸一口气，拨出了第一个号码。

    “喂？是《电影旬报》的佐藤先生吗？您好，我是大映宣传部的小林，是的，很久没联系了，我们四月有一部新片要上，想邀请您看试映会，电话那头传来疑惑的声音：“夫映？不是已经。

    ，””

    “我们还在。”小林的声音平稳而坚定，“新片是武藏海监督的作品，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是的，就是拍《如月疑云》的那位武藏海监督。”

    对方沉默了。几秒后：“把资料寄过来吧，我看看。”

    “谢谢您！”小林挂断电话，手心里全是汗。

    第一个。还有三百多个。

    同一时间，涩谷的一间小公寓里。

    河井二十九郎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正在折叠传单。传单是昨晚油印的，纸张粗糙，墨迹浓淡不均。正面是电影海报的手绘草图，一个女孩惊恐地回头，身后是幽深的走廊阴影。

    反面是上映信息：四月一日，新宿、涩谷、池袋三家影院先行上映。

    “妈妈，这样折对吗？”七岁的儿子举起一张折歪的传单。

    “对，就这样。”河井妻子摸了摸孩子的头，“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去发。”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她说，声音很轻，“等电影上映了，爸爸就回来了。”

    她不知道丈夫在哪里。河井和摄影组的人一起，带着电影粗剪版躲在市郊的公寓里做后期，已经一周没回家了。她只知道，如果这部电影失败，丈夫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不是物理上的消失，是作为摄影师、作为电影人的那个河井二十九郎，会消失。

    所以她必须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折传单。

    下午两点，原大映营业部办公室。

    这里比宣传部更惨，电话线已经被切断。营业部长山田带着两个部下，直接冲到了新宿的一家电影院。

    影院经理认识山田，两人合作过十几年。

    “山田桑，你怎么，”经理看着山田通红的眼睛和皱巴巴的西装，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佐藤经理，”山田深深鞠躬，“请给我们一个厅，四月一日。”

    “大映不是。”

    “还在！”山田抬起头，“我们有一部新片，武藏海监督的。只要一个厅，白天场次，票价我们可以压到最低，分成比例您说了算。”

    佐藤经理面露难色：“排片表已经排到五月了，而且现在观众都看美国大片和粉红电影，惊悚片。”

    “《如月疑云》也是惊悚片。”山田说，“它卖了三十万人次。武藏海监督的名字，现在有号召力。”

    佐藤尤豫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我只能给你一个早场，九点。如果上座率超过五成，可以加一场。”

    “谢谢！”山田再次鞠躬，腰弯到几乎九十度。

    走出影院时，他的部下低声问：“部长，早场九点，根本没人看电影啊。”

    “有人看。”山田说，“我们会让它有人看。”

    三月十五日，第一波宣传物料出现在东京街头。

    不是正规的电影海报，是手绘的传单，贴在电线杆、公交站、便利店门口的告示板上。有些传单刚粘贴去就被撕掉，但很快又有人粘贴新的。

    发传单的人形形色色：

    在银座，三位穿着旧和服的老太太，梅婆婆、竹婆婆、松婆婆，挎着布包，向路过的年轻情侣递上载单。“请看看这部电影，”梅婆婆的声音又轻又软，“是我们，我孙子参与制作的。”

    在涩谷，灯光组的中村师傅带着几个徒弟，站在十字路口，见人就塞传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