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回我们急需而又无法自产的药品、通讯器材、特殊金属、甚至机器零件！

    这或许是打破经济封锁的一条重要缝隙。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立即系统总结太行在组织生产、特别是这种军民融合、滚动发展的经验，形成可以操作的方法。

    同时，考虑从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抽调一批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骨干，到太行去学习，学技术，更学他们组织生产、培养工人、管理合作的方法。

    把太行山，变成我们全军的‘大学校’、‘种子田’，把它摸索出的经验、培养出的人才、甚至制造的一些关键工具部件，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其他根据地去！”

    首席一直静静地听着，手里的烟卷燃了很长一截烟灰。

    他时而看看桌上的实物样品，时而在地图和示意图上寻找位置，时而在笔记本上记录几个字。

    当强李说到种子田时，他微微点了点头。

    “讲得好嘛。”首席将烟蒂按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开了口。“你们这次下去，不是走马观花，是下了马，看了花，还闻了花香，研究了花是怎么开出来的。这个很重要。”

    他站起身，在窑洞里缓缓踱步，目光扫过桌上那些来自太行山的“礼物”那块不起眼的铸铁、那瓶气味独特的焦油、那几枚光亮的弹壳、那片闪光的钢筘，还有那卷均匀的土布。

    这些东西看似粗糙，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也点亮了他眼中的光芒。

    “我们过去常讲，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停下脚步，声音沉稳而有力。

    “怎么坚持？靠政治动员，靠军事斗争，也要靠经济，靠生产。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枪弹，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游击战争也持久不了。”

    他拿起那卷土纱，用手指捻了捻：“太行山的同志们，在那么艰苦、那么危险的环境里，不光在打仗，还在搞生产，搞出了名堂。

    他们回答了一个大问题：在敌人占领区的后方，在我们被分割、被封锁的穷山沟里，我们能不能、要不要，又该怎么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点家当？哪怕这点家当很小，很土。”

    他走到那张示意图前，手指点着那几个代表生产点的标记：“他们摸索出的这条路子，很有价值。不是等、靠、要，不是只想着从敌人手里夺当然，夺是必要的。

    而是自己动手，从最基础的做起。开矿、炼铁、炼焦，还想办法从炼焦的油、气里找化工的门路；用土罐子熬酸，有了酸就能琢磨更好的火药；把几台旧机器当宝贝，不但修，还学着造，更下力气培养能操弄机器的人；把妇女组织起来，改进工具，纺纱织布，既解决穿用，还能有点富余去换急需的东西……”

    “这几样事情，”他加重了语气说。

    “看起来各搞各的，但他们有意识地把它们串起来了。铁厂需要焦炭，化工厂想用炼焦的煤气，机器加工为各方面做零件，纺纱织布多出来的可以支援其他。

    这就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在织一张网，一张虽然还很稀疏，但能自己慢慢生长、越来越结实的生产网。

    这张网，一头连着打仗的需要，一头连着群众的生计。群众从里面得到好处，就更支持我们，我们也就有了更深厚的根基。这就是我们能在敌后立住脚、并且要长久立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目光灼灼地看着考察组的成员和与会的领导同志们：“他们的实践说明，在敌后，我们不仅能打仗，能建立政权，还能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建立我们自己的、哪怕是极其微小和简陋的军事工业和一部分民用工业。

    这一点，对支持长期抗战，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它让我们的根据地，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堡垒，也开始有了点经济的底气。这个方向，我看是对的，要肯定，要提倡。”

    一位领导同志深有同感地点头，接口道：“是啊，首席。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怨天尤人，不坐等救援，就靠着有限的工具、有限的材料，还有那股子钻劲和巧劲，硬是搞出了这样一个雏形。

    更重要的是，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办法：怎么从最基础的原料做起，怎么利用能找到的一切资源，怎么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骨干，怎么把军工生产和群众生活结合起来。

    这套办法，这套精神，比多几台机器、多产几斤铁更有价值。这是可以学的，也应该让各个根据地的同志们都了解、都学习。”

    他转向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语气变得具体而坚决：“综合考察组的详细汇报和主席的指示，我考虑，有这么几件事要立刻办：第一，尽快把太行山这几个点的具体经验，包括他们怎么干的、碰到哪些难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整理出来，形成材料。

    不仅要报中央，还要设法发送到华北各主要根据地去，供他们参考。

    第二，以中央和总部的名义，发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号召各根据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