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外，征粮队被村自卫队和闻讯赶来的民兵拦住了。

    自卫队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手里攥着一杆老套筒，话不多但硬气：“老总，抗日打鬼子，俺们百姓支持。但咱们根据地有规矩，公粮公款、合理负担，都经过民主评议，统一征收，统一分配。你们要粮，得有八路军供给部的条子，或者咱们抗日县政府的通知。空口白话，俺们没法给，也没权力给。”

    征粮队的军官恼羞成怒，试图动粗，却发现周围山坡上、墙头后，影影绰绰出现了更多拿着土枪、红缨枪甚至锄头的青壮年，眼神不善地盯着他们。更远处，似乎有穿着灰布军装、扛着步枪的八路军小股部队在活动。

    军官掂量了一下，自己这十几号人未必能占便宜，更重要的是，他出发前上头再三交代：目前不可与八路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尤其不能先开枪。

    类似的场景在不同村庄外上演。

    这些国民党顽军发现，他们那套强行摊派、敲诈勒索的手段，在这里行不通了。

    老百姓要么避而不见，要么集体抗捐，更有甚者，会迅速将他们的动向报告给附近的八路军或抗日政府。

    几次下来，不仅粮没征到，反而让部队行踪暴露，引起了八路军方面更严密的监视和防范。

    “妈的，这穷山恶水，刁民都让赤党教坏了！”一个河北民军的营长在营地里骂骂咧咧，“以前在冀中，哪个村子敢这么硬气？早就打开仓库了！”

    “营座，这里不一样。”一个本地籍的参谋低声说，“八路在这里扎根深，村村都有他们的组织。老百姓真敢跟咱们干。而且……我听说，这附近山里，八路藏了不少东西，兵工厂、仓库，防守严密得很。咱们这点人，硬来怕是要吃亏。”

    “难道就饿着？”营长焦躁地踱步，“鹿主席那边也指望不上，他那点粮食自己都不够吃。张总指挥（张荫梧）派人去跟八路‘交涉’，人家客客气气，说粮食困难，根据地军民也是勒紧裤腰带抗日，只能‘酌情支援’一点，塞牙缝都不够！再这样下去，弟兄们就要散伙了！”

    给养困境迫使张荫梧等人不得不另想办法。

    一部分与日伪暗中早有勾连的军官，开始秘密派出亲信，试图与日伪控制的邢台、沙河等城镇取得联系，用情报或承诺“互不侵犯”甚至“配合扫荡”为条件，换取粮食、弹药乃至经费。

    但这种行为风险极高，一旦暴露，将彻底丧失“抗日”旗号，也会招致八路军更严厉的打击。

    更多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则在饥饿和失望中，将目光投向了八路军控制相对薄弱、或者他们认为可能存在“油水”的边缘地区，小规模的抢劫、偷盗事件开始增多，与八路军地方部队、民兵的摩擦时有发生，从口角争执，逐渐升级为推搡、抢夺物资，甚至鸣枪警告。

    侯如墉的别动队，更是仗着有点“特务”背景，试图化整为零，伪装成百姓或小股游击队，深入根据地腹地，侦察八路军机关、仓库、特别是那个传闻中能造枪造炮的“梁沟兵工厂”的位置，以及那条似乎能带来武器弹药的秘密补给线。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根据地的“眼睛”太多了。儿童团、妇救会、甚至路边歇脚的老汉，都可能是有心人。

    生面孔很难躲过盘查，而一旦被发现行踪可疑，立刻会有民兵甚至八路军小分队跟踪、拦截。

    侯如墉派出的几支侦察小队，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莫名其妙“失踪”了。

    八路军方面，面对涌入的国民党顽军，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在明面上，依旧以“友军”、“团结抗战”相称，在鹿钟麟面前保持必要的礼节，对张荫梧等部的正式交涉也予以接待，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决维护抗日民主政权，保护群众利益，根据地内一切事务必须按照民主原则和合理负担政策办理。

    同时，加强了对重要工厂、仓库、交通线的警戒和保密工作，民兵普遍动员，实行联防，对陌生人员和可疑队伍进行严密监控。

    公义铁匠铺送来的一些简易侦察和通信器材，也被优先配备给保卫部门和一线警戒部队，增强了预警能力。

    对于顽军小股的骚扰和抢掠行为，八路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则坚决反击，抓住证据后公开揭露，通过群众大会、张贴布告等方式进行舆论打击，同时向鹿钟麟和其上级机关提出严正抗议，使其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经济上，则严格控制物资流出，特别是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使得顽军的经济困境日益加剧。

    太行山的这个春天，因此在表面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暗流汹涌。

    鹿钟麟、张荫梧等人被困在贫瘠的山沟里，犹如陷入泥潭的困兽，外有日军压力，内有给养之忧，面对组织严密、军民一体的八路军根据地，他们那套靠欺压地方、抢夺资源生存的老办法难以奏效，暗中通敌的风险与日俱增，部队士气低落，摩擦的火花在干燥的山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