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命线已然断绝。

    而在亚洲大陆，最致命的打击早已发生：1942年2月底，缅甸仰光陷落；至3月中旬，滇缅公路被日军彻底切断。

    国民政府获取外援的唯一陆上大动脉被无情斩断。

    此后，物资输入仅能依靠那条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其运力微薄且风险极高，对于支撑一个庞大战场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变化正在发生。

    八路军在华北的力量持续壮大，其广泛而活跃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将数量庞大的日军牢牢钉死在占领区的点线上，使其难以机动。

    这一局面，虽不为山城所乐见，却已成为盟国战略家们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

    这一切，在1942年4月汇聚于山城。

    美国，因太平洋受挫、印度洋告急、澳洲航线受胁而焦头烂额，急需中国战场发动一场强有力的陆上反攻，以牵制日军，缓解其全球压力。

    英国，因印度本土直接遭受威胁而惊恐万状，迫切希望中国军队能在缅甸方向发起进攻，转移日军兵锋。

    而国民政府则因生命线断绝、外援濒危而处于抗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但也在绝境中，握住了向盟友索取更多援助以反攻自救的、前所未有的筹码。

    何况从41年开始，正面战场上日军已经很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草草收场，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根本就没有爆发。

    浙赣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也大为减少，尽管达到了日本大本营的作战目的，但其兵力已严重不足，只能就此作罢。

    历史上华北日军能够抽调14个大队的部队参战，现在不要说抽调，反而需要华东日军对他进行支援。

    这实际上是许多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多并没有进行多少作战，建制和弹药库存还基本可以保证。

    一场决定亚洲战场命运乃至盟国战略重心的紧急会议，在山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于凝重的气氛中拉开帷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美国代表、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不改往日军人直率，言辞间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急迫：“先生们，形势已经刻不容缓。日本舰队在印度洋，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加尔各答或马德拉斯。印度一旦有失，驼峰航线的终点也将不保，中国将彻底被封锁。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从陆地上发动反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美国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训练，但中国必须立即出兵，投入最精锐的部队！”

    军政部长何敬之面色沉静，回应却绵里藏针：“史迪威将军，打通滇缅路关乎我国存亡，我军将士义不容辞。然去年仓促入缅之败，教训深刻。今敌已据缅全境，以逸待劳。若无绝对之海空优势、充足之炮兵装甲与后勤保障，尤其若无海军在仰光登陆策应，仅从北面陆路仰攻，实为驱将士于死地。敢问将军，美方能提供何等海空支援，以保此役必胜？”

    史迪威面色一滞，坦诚了美军的困境：“由于中途岛战役的损失，我军目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缺乏可用的航母力量，短期内无法提供大规模舰队支援，特别是两栖登陆所需的海军掩护。”

    此言一出，中方代表眉头紧锁，连英国大使薛穆爵士也面露失望。

    “但是！”史迪威提高声调，“我们可以在陆基航空力量上做到极致！总统已特批，优先向中印战区调拨五百架最新式战机，并扩建云南和印度的机场群，确保反攻时的制空权！地面部队，我们将装备三十个师的美式武器，从步枪到重炮，从卡车到吉普！还有五亿美元贷款，立即启动！条件只有一个：中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发动一场旨在收复缅甸全境的大规模反攻！”

    条件丰厚得惊人，也反衬出美方处境之危殆。

    外交部长宋国舅推了推眼镜，将话题引向更核心的难题：“将军厚意，感佩。然我军若倾力西顾，华中、华北之日军趁虚猛攻，则恐缅甸未复，而腹心之地震动。此风险，如何规避？”

    史迪威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身体前倾，目光锐利：“这正是关键！根据我们的情报，华北日军正被牢牢牵制，难以机动。如果……如果蒋委员长能够命令，或者促使华北的抗日力量，在我们反攻缅甸的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势，破坏交通，袭击据点，那么日军将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一兵一卒增援缅甸！这比空中支援更重要！”

    会议室瞬间安静。

    八路军无法被消灭，本就让他们头疼，现在还要让八路军主动牵制日军，国民政府就需要答应中共的一些条件，这样下去他们不敢深想。

    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已经日趋僵化，对话和合作已经很难进行，彼此之间防备之心极重。

    何敬之的脸色沉了下来：“将军，此乃我国统帅部权责，不劳费心。华北战事，自有国军将士承担。”

    史迪威毫不退让：“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