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

    他们被允许，甚至被协助，将部分工资和积攒下的罐头、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辗转寄回扶桑国内的亲属手中。

    第一封家书到来时，往往在留用者中引起巨大震动。

    信里描述的，是家人收到来自中国的救命包裹时的泪水和庆幸，是邻居羡慕的目光，是这些微薄但及时的接济如何让一家老小勉强熬过又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

    信纸常常是皱的，有泪痕，字句间充满了感激和嘱托：“请一定保重身体，在那边好好工作……家里一切都好，勿念。”这“一切都好”的背后，是他们心知肚明的艰辛，也因此更显这远方汇款的珍贵。

    疑虑和归乡之心，在这铁一般的事实和亲情纽带面前，一点点消融。

    回去，可能是全家一起挨饿甚至饿死的绝路。

    留下，却能实实在在地养活国内的亲人，自己也能从事心爱的工作，在一个看起来充满秩序、规划明确、且对他们的技术真正重视的地方。

    选择，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在江南厂巨大的船坞旁，一位原佐世保海军工厂的老铆工，会指着正在合拢的货轮分段，用生硬的中文夹杂日语，向年轻的中国学徒讲解某个复杂部位的处理要点，神情专注，仿佛手中敲打的不是普通货船，而是曾经的军舰。

    他不久前收到了儿子的来信，说用父亲寄回的“外汇”买到了足够的米，祖父的病也好转了。

    在大连造船厂的绘图室，几位原三菱长崎造船所的设计员，正与中国的工程师们一起，埋头改进着那型1500吨级货轮的结构设计，以更好地适应北方海域的风浪。

    他们时而激烈争论，时而计算，时而达成共识。

    休息时，他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收到的家书，比较着“外汇”的购买力，也低声谈论着日本国内的近况，摇头叹息。

    但一回到图纸前，他们的眼神又变得锐利而投入。

    这里的工作，不仅关乎生计和亲人，也仿佛是在延续他们因战争而中断的、对船舶本身的热爱。

    在青岛厂，小野寺彻的周围，也开始聚集起一些这样的留用和新聘请的日籍技术人员。

    他们最初或许带着好奇、审视，甚至一丝因他“特邀”身份而产生的微妙隔阂。

    但小野寺彻对技术的纯粹热情、对先进工艺的敏锐接纳、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对旧日本海军内部弊端的痛心疾首，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当他们发现，这位新来的并非夸夸其谈，而是能一头扎进图纸和计算尺中，为解决一个稳性问题通宵达旦，并且对中国同事提出的、基于实践经验的办法也虚心听取时，隔阂便消融在共同的技术语言中。

    小野寺彻也从他们口中，更真切地了解到根据地如何从一片废墟中重建工业，如何以惊人的毅力培训工人、建立制度。

    他更加确信，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这里没有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倾轧和资源错配，有的是务实的目标和踏实的积累。

    他梦想中那种高效、精密、为真正守护海疆而生的舰船，似乎真的能在这里，从他和这些中日同僚的笔尖与手中诞生。

    海军之梦的锋芒在青岛的绘图板上闪耀，而其庞大而深厚的根基，则在黄浦江和辽东湾畔日夜不息的敲打、焊接、装配声中，一寸寸地夯实。

    来自东瀛的技术血脉，无论主动渡海而来，还是因命运留驻，都已无声地汇入这奔涌的洪流，成为这股新生力量中，一道复杂而不可忽视的支流。

    造船业只是根据地简单的一方面，东北、华北、华东的许多工厂里，渐渐都在增加扶桑人的身影。

    他们对于过去的设备和新从日本拆卸来的设备更加熟悉。

    这也让他们的能力有了发挥的地方。

    更多的人还会在新的工厂里，跟华夏劳动者一起攻克一个个难关。

    这解决了根据地人才不足的问题。

    这使根据地的工业在1946年就全面超过了1945年的产值。

    永利的南京厂，在46年4月恢复生产。

    拖着病体的范旭生参加复工仪式。

    在现场他热泪盈眶，当年决绝离开时，绝对想不到会这么快恢复生产，为国家生产更多化肥。

    而永利四厂现已被安排到东北进行扩建生产。

    新的工厂是年产10万吨级生产线，他们要为把化肥生产扩张到30万吨做努力。

    而随着根据地工业的全面恢复，其他化肥厂也在规划建设当中。

    而在平王村的智能制造中心，陈远又过了一个冬季。

    今年这里经过改造，生活条件已经大幅度的改善。

    暖气片这种技术含量低，意义非凡的物件终于从火力发电厂，布设到了中心和居住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