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贤达，共负建国之责”。

    公告的核心内容，是那位身处武汉的南方政府领袖做出的、被外界称为重大让步的承诺。

    南方政府将进行改组，在行政院、立法院等关键部门为其他政治力量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留出若干席位。

    具体而言，包括若干名部会首长、副首长职位，以及一些诸如政务委员、谘议之类的身份。

    南方政府还将裁撤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

    南方政府委员会将扩充到约40席，声称容纳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

    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结束训政、走向联合执政的明确信号。

    消息传出，在一些渴望和平、厌倦战乱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中间派政治团体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不少民主人士奔走相告，额手相庆，认为这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开端，是国家走向正轨的曙光。

    一些报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赞美“政治智慧终于战胜了军事对抗的阴霾”，呼吁全国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契机，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然而，根据地以及华北那些忙碌的指挥部和行政机关，反应却要冷静和审慎得多。

    “给了几个部长、委员的名头，”老总指着电报，对身旁的人说，“看看都是哪些部？农林、水利、蒙藏、侨务、……听起来不错，可兵权、财权、警权、外交、关键的实业部门，一个没让。他的嫡系，牢牢把持着国防、财政、资源、内政、交通这些要害。给我们的，还有那些朋友们的，大多是些清水衙门，或者是有职无权的闲差。”

    “这是意料之中，”另一位负责谈判工作的人接口，语气沉稳，“他要是真心结束独裁，共享权力，就不会是这么个分法。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做给国内外舆论看的姿态，尤其是做给希望看到华夏统一、民主的那些外国朋友看的。

    他想用几个花瓶位置，换取我们放弃武装，承认他那套法统，把我们的军队消化，然后他就可以慢慢除掉我们。”

    “但我们不能不接。”老总沉吟道，“现在全国民众，包括我们根据地很多老百姓，都眼巴巴盼着和平，盼着能喘口气，重建家园。

    如果我们断然拒绝，他就有了借口，把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国际舆论，特别是那个调停特使和他背后的力量，也会施加更大压力。”

    “对，要接，但不能全接，更不能傻接。”负责谈判的人点头。

    “我们的策略是：第一，公开欢迎改组政府的决定，肯定这是走向和平民主的‘一步’；

    第二，对于他给的职位，有选择地接受其中一两个相对务实、能做些实际工作的，比如与经济重建、民生改善相关的部门，但必须坚持要有相应的办事权和人事建议权，不能是光杆司令；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利用我们进入政府机构的有限人员，合法地接触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了解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工作做到那些对现状不满、对他失望的人们中间去。把花瓶，变成我们的观察哨和扩音器。”

    “同时，”老总补充，目光转向墙上的地图，“家里的篱笆要扎紧。部队整训、根据地建设、特别是军工生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让他知道，我们有谈的耐心，也有应对任何变化的实力和决心。”

    于是，根据地的回应是积极而克制的。

    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并派出了一个小规模但精干的工作组前往三镇，准备接手有限的、事先商定的职位。

    他们的公开讲话总是强调真诚合作、落实协议、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公众的期待引向具体的施政成果，而非空洞的政治分赃。

    而在内部，指示非常明确：不争虚位，不搞对抗，扎实工作，广交朋友，积蓄力量，提高警惕。

    初夏，改组政府的戏码在三镇紧锣密鼓地上演。

    职位任命陆续公布，场面堪称热闹。

    一些长期批评政府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被授予了部长、委员的头衔，照片见诸报端，一时风头无两。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怀着改良政治、服务国家的热忱，试图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

    然而，冰冷的现实很快扑面而来。

    一位被任命为某部“常务次长”的民主人士发现，他的办公室虽然宽敞，手下却只有寥寥几名书记员，所有重要的公文、预算、人事任免，都由那位“政务次长”一手把持，他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另一位被安排进某委员会的老先生，兴致勃勃地提出一系列调查和建议，却如石沉大海，经办人员表面上客气，转身就将文件锁进了档案柜。

    所谓联合政府，核心的权力架构、决策流程、资源分配，依然牢牢掌握在原有的派系和官僚机器手中。

    那些新晋的联合阁员，更像是一种政治装饰，用以证明政府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