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包容性，实际作用微乎其微。

    许多满怀热情而来的民主人士，很快陷入了位高权轻、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失望之中。

    而且南方政府，形式上是一府五院，骨子里还是党国一体加个人集权。

    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的名号，但军费、战略、作战部署不归行政院管。

    蒋通过国防部、参谋总长直管。

    根据地的代表们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们对自己有限的职位和权力早有清醒认识，因此并无不切实际的期望。

    他们严格按照事先制定的方针行事：在自己能影响的有限范围内，比如某个负责灾区救济或小型工业规划的部门下属机构，极其认真地推动一些实实在在的小型项目发放一批真正能到灾民手中的救济粮，帮助修复一座被战争破坏的桥梁，为几个合作性质的作坊争取一点小额贷款。

    他们态度恳切，工作扎实，与那些夸夸其谈的官僚形成鲜明对比，很快赢得了一些基层办事员和技术人员的好感。

    同时，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从报馆编辑、学校教师，到民族工商业者、地方开明士绅，倾听他们的疾苦，了解国统区的腐败、通货膨胀和民生凋敝，同时也恰当地阐述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提倡民主的情况。

    他们不直接攻击政府，只是用事实和对比，让接触者自己去思考。

    这种低调务实、广种善缘的策略，在沉闷的国统区政治空气中，像一丝清新的风，虽然微弱，却在悄悄渗透。

    而在这表面联合、实则僵持的政治帷幕之后，三镇方面真正的重心，早已转向另一个方向。

    那位领袖对政治上的让步从来缺乏真正的兴趣。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应付国内外压力、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

    他真正的焦虑和紧迫感，并非来自谈判桌，而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那份关于绥远地区机械化部队演习的详细情报。

    报告里描述的坦克集群突击、摩托化步兵协同、以及强大而灵活的炮火支援，深深刺激了他的神经。

    他原本以为，对手的优势在于兵力规模和民众支持，但在重装备和正规作战能力上，应与自己麾下那些接收了美械、经过整训的精锐相去甚远。

    然而，绥远的演习表明，对方正在快速超越，让他不得不继续强化武装。

    “四十五个整编师？不够，远远不够！”在军事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先前拟定的整军计划。

    “我们要防御的战线如此漫长，要应对的威胁如此多元。必须进一步扩大整编规模，充实装备，尤其是重武器、车辆和空中支援力量。我们要建立更多的快速纵队，更多的装甲单位，更多的独立炮兵团。没有足够的、现代化的武力，政治上的优势就无从谈起，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扩军，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坦克、卡车，以及维持这支庞大现代化军队所需的一切后勤物资。

    国库早已在抗战和接收中消耗殆尽，通货膨胀如火如荼。

    钱从哪里来？装备从哪里来？

    答案只有一个：大洋彼岸。

    于是，三镇方面的外交和军事求援代表团，以更高的频率、更急切的口吻，出现在华府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他们的游说辞令精心编织：一个统一、民主的国家，是对抗远东不稳定因素的堡垒；而当前阻碍“统一”的，是北方不肯放弃武装割据的“势力”；只有帮助南方政府尽快建立起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才能“说服”或“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接受真正的“国家化”整编，从而实现永久和平。

    他们提交的物资需求清单，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庞大和具体，从枪支弹药到重型火炮，从军用卡车到舰船零件，从野战口粮到军用被服，无所不包。

    他们强调，由于联总的救济物资不公正地大量流向北方，增强了对方的战争潜力，因此阿美莉卡必须加大对南方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力度，以平衡局势，防止赤色势力利用和平谈判期间偷偷壮大。

    阿美莉卡的调停，在这种表面和谈、暗地备战的诡异气氛中，显得越发苍白和徒劳。

    他或许洞察双方缺乏真正的互信，也清楚武汉方面的拖延战术和军事企图，但他背后的华盛顿，基于其全球战略考量，依然不愿意完全放弃对那个合法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当北方与大熊的关系被刻意渲染之后。

    他本人越来越感到挫折，他发回国内的报告，语气日渐沉重，认为该国和平希望正随着军事准备的加速而日渐渺茫。

    他或许不会很快离开，但他的影响力，正在三镇方面越来越露骨的扩军备战和阿美莉卡国内越来越大的援助呼声中，迅速衰减。

    和平的幻觉，在1946年的夏天，如同长江上迷离的雾气，看似笼罩一切，实则阳光一照便会散去。

    而进入夏季，黄河花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