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的黄河水，依旧从那道在1938年被掘开的、宽达数里的巨大决口奔涌而出，如同大地的伤口，永不凝固。

    滔滔黄水不再东行，而是倾泻向东南，淹没豫东，夺淮入海，造就了一片广袤、贫瘠且动荡的黄泛区。

    八年过去了，抗战胜利了，但这条悬在千万人头上的天河该如何归槽，却成了一个比军事对峙更为微妙复杂的政治难题。

    三镇方面关于“堵复花园口、拯救灾黎、恢复黄河故道”的呼吁，从未在报纸和广播中停歇。

    他们成立了一个又一个“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委员会”、“救济总署黄泛区特派机构”，发表了无数言辞恳切、数据详实的公告和计划书，描绘着一旦黄河归故，豫皖苏将如何重现沃野千里的美好图景。

    在对外方面，尤其是面对联总和阿美莉卡特使时，他们反复强调工程的紧迫性和南方政府的责任感，将拖延的责任隐隐指向某方的不合作。

    然而，在郑州以北、花园口残破的堤坝附近，除了少数几个树立着“黄委”标志的木牌和寥寥无几的看守士兵，几乎看不到任何大规模施工的迹象。

    承诺的钢筋、水泥、柳石、秸料，大多停留在纸面和仓库里，有些甚至被“移作他用”运往了南方正在加紧构筑的江防或城防工事。

    联总拨付的专门用于黄河堵口和泛区救济的物资，很大一部分淤积在武汉等地的仓库，或者被以统筹调配的名义，填进了那个似乎永远无法满足的军事需求无底洞。

    原因，在双方高层心里都如明镜一般清晰。

    地图上，那道黄色泛滥区的走向，就是一条残酷的自然边界。

    泛区以东，豫东、鲁西、苏北……直至山东黄河故道入海口，广袤的土地和稠密的人口，已在根据地有效治理之下。

    而花园口堵口，意味着将黄河重新逼回那条从豫东北经鲁西、山东利津入海的故道。

    届时，根据地的部队就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威胁豫中。

    对三镇方面而言，这无异于消耗自己宝贵的财力、物力和国际援助，去为对手打通通道，并让大片控制区的生产生活不再受到威胁。

    这笔账，他们算得清。

    因此，他们的积极性，从我要主导异化为更为精巧的算计。

    一是谈判筹码。

    在为数不多的、有第三方参与的治黄技术会议上，三镇方面的代表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和急切，但提出的方案却让根据地的水利工程师们暗自皱眉。

    他们坚持，堵口工程必须由政府主导，成立联合工程指挥部，其人员组成和决策权必须体现政府的领导地位。

    施工期间，政府的工程人员和必要的警卫力量必须能够自由进出花园口及下游相关区域进行监理和协调。

    堵口后的堤防维护，必须建立联合管理机构，由政府派员常驻……每一项要求，都暗含着将政治和军事触角重新伸向黄河下游的企图。

    他们的算盘是：用堵口这个民生工程作为诱饵，换取对下游方向乃至更广大区域的实际介入权。

    真堵？不急。先谈，慢慢谈，最好谈上三年五载。

    二是舆论武器。

    在国际场合和国统区宣传中，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唯一真心拯救灾民、恢复黄河的力量，将泛区灾民的持续苦难，巧妙地归咎于某方的阻挠和不顾民生，将自己物资调配的迟缓，解释为受制于复杂局势。

    黄泛区的惨状，成了他们争取国际同情、批评对手的绝佳素材。

    维持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既不大规模救助，也不真心堵口，让泛区继续成为北方政权东南翼一个难以消化、牵制其大量精力的泥潭和交通障碍，同时在道德高地上不断敲打对方，似乎是一笔更划算的买卖。

    三是技术拖延。他们的工程师会提出各种各样严谨的技术难题。

    口门流速太快，现有技术难以合龙；故道淤积情况不明，需详尽勘察；新堤线走向需要与下游充分协调；合龙时机必须选择最有利的枯水期，而准备工作极其复杂……每一个理由都冠冕堂皇，每一次研究、勘察都能耗上数月。

    他们甚至私下抛出过一些明显不切实际、包藏祸心的改线方案，比如建议让黄河走一条更偏西、贴着太行山脚的新河道，其路线规划明显企图将水患和治理负担更多地甩给根据地，并控制关键节点。

    面对这种局面，根据地的应对非常清晰。

    他们不再将希望主要寄托于三镇方面的诚意或国际调停，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双管齐下。

    一方面，立足现实，治理泛区。

    在黄泛区边缘，成千上万的民工在水利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组织下，利用冬季农闲和枯水期，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

    他们加固加高原有的残破圩堤，修建新的排水干渠和涵闸，疏浚被泥沙淤塞的淮河支流河口。

    虽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