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的木板房里，黄河水在门外不远处轰轰地响着。

    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桌上摊着水文图、断面图和几份不同颜色的方案提纲。

    主持会议的是赵守钰。

    他是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山西太谷人，六十出头，须发花白，穿一件灰布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

    他在黄河上干了二十多年，从民国初年的山东河防局一步步做到现在的位置，经验丰富，为人谨慎。

    此刻他坐在主位上，手里捏着一支铅笔，目光在桌面上的几份方案之间来回扫视，半晌没有开口。

    他心里清楚，这个会不好开。

    上面催得紧，联合国那边也盯着，但工程上的风险和困难，只有真正在黄河边上呆过的人才知道。

    他不想担一个“贻误工期”的罪名，但更不想担一个“强行施工、溃堤淹民”的骂名。

    他的右手边坐着陶述曾，工程局总工程师，湖北新洲人，瘦高个，颧骨突出，手指关节粗大，说话慢但每个字都像铆钉一样结实。

    他是整个堵口工程真正的技术核心，从前期勘察到模型试验到方案设计，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

    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的走向。

    赵守钰的左手边，坐着张含英。他是根据地派来的副总工程师，四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穿的是根据地常见的灰布军装，没有领章和帽徽。

    他原本在严州自然科学院任教，年初被派到黄河治理委员会参与堵口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

    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整套数据那是平台根据花园口的历史水文资料和河床地形数据进行模拟计算后输出的成果，包括不同方案的流速分布、冲刷深度、抛填料的稳定性和合龙成功率的概率分析。

    长条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位穿卡其色衬衫的外国人，胸前别着一枚UNRRA的徽章。

    他叫塔德，是美国派来的技术顾问，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多年，参与过印度和缅甸的几项水利工程。

    他的态度很明确：工程必须尽快推进，UNRRA提供的设备和资金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

    此外还有几位黄委会的老工程师，以及王化云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他是作为下游复堤工程的负责人列席会议的。

    他不参与堵口方案的争论，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提醒：下游还有四十多万人在故道里种地，堤防还没有完全修复，移民安置还没有全部完成。

    赵守钰清了清嗓子，宣布会议开始。

    “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堵口方案怎么定。大家各抒己见吧。”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一位黄委会的老工程师先开了口。

    他姓李，在黄委会干了三十年，参加过郑州黄河铁桥的抢修和多次防汛抢险，对黄河的脾气摸得很透。

    他的意见代表了黄委会内部多数老派工程师的看法：“堵口这件事，历代治河都有成法。埽工进占，层柳层石，步步为营，虽然慢，但稳当。花园口的口门有一千四百多米宽，主流在东坝头一侧，深槽水深九米，流速每秒三米以上。这么大的水势，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我怕噎着。”

    他说的“埽工”，是中国几千年治河史上最传统的方法。

    用柳枝、秸秆和泥土捆扎成巨大的埽捆，逐层推进，逐步缩窄口门。

    这种方法经验丰富，技术成熟，但缺点也很明显进度慢，用料多，人力需求大。按最乐观的估计，用埽工法堵住花园口的口门，至少需要八到十个月。

    李工程师说完，几位老工程师纷纷点头附和。

    张含英没有急着反驳。

    他等李工程师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李工说的埽工法，确实稳妥。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按埽工法的进度，最快什么时候能合龙？”

    李工程师估算了一下：“最快也要到明年六月。”

    “那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要八九个月。”张含英说，“这八九个月里，下游的堤防能不能撑住？故道里的四十多万移民，安置费用谁来出？国民政府答应拨的复堤款，到现在只到了不到三成。如果拖到明年夏天，汛期一到，堵口工作随时可能出大问题。”

    李工程师沉默了一下，说：“那也不能为了赶工期就冒险。”

    “我同意，不能冒险。”张含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但冒险不冒险，不能凭感觉判断，要看数据。”

    他把文件翻开，里面是厚厚一叠计算表格和模拟曲线图。他指着其中一张图说：“这是我们根据花园口历年的水文数据和河床地形，对不同方案的成功概率进行的模拟计算。

    结果显示，采用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方法先在深槽段架设施工便桥，从桥上抛填大型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和石笼，形成一道潜坝，抬高水位、减缓流速；然后在潜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