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约定在法庭上互相配合。

    随后，李正通过法庭秘书处的正式渠道，提交了申请请求以“新证据发现人”的身份，向法庭提交一批此前未公开的日军罪行材料。

    这个申请在检察局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

    首席检察官季南的办公室花了三天时间研究这批证据的摘要，然后向华盛顿发了一封长电。

    电报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回电的指示很明确：在不破坏法庭基本程序的前提下，允许中方提交证据，但涉及细菌战的部分，应当安排在不公开的庭次中进行审理。

    华盛顿的考量并不复杂。

    一方面，根据地提供的证据在法理上无可挑剔，如果拒绝接纳，将严重损害法庭的道义权威，并给苏联方面提供攻击西方的口实。

    另一方面，美国军方此前也曾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过的部分研究资料，如果细菌战的全部细节在公开法庭上曝光，可能会在国际上引发连锁反应。

    因此，最佳方案是：接受证据，但将最敏感的部分置于非公开程序中处理。

    但这一次，李正不打算配合这个安排了。

    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上一次他就是太配合了，结果证据被悄无声息地消化掉，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这一次，他要在法庭内外同时发力，让美方无法冷处理。

    1月17日下午，代表团在江户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到场的记者有四五十人，把俱乐部二楼的小会议厅坐得满满当当。

    英美各大通讯社、法国新闻社、苏联的塔斯社，以及几家中国报社驻东京的记者都来了。

    日本本土的报纸也来了几家，坐在后排，神情拘谨。

    发布会由李正主讲，李慎之坐在旁边负责补充。

    李正的开场白很短，不到两分钟。他说：“我代表联合政府司法委员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第二批日军战争罪行证据。这批证据共计三千七百余件，主要涉及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强制劳动、经济掠夺和文化毁灭等罪行。”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我们之所以选择公开提交，是因为上一次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罪行的真相不应该在紧闭的门后讨论。受害者没有在紧闭的门后死去，他们的苦难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对这些罪行的审判，也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台下安静了片刻，然后是一片举手和提问的声音。

    路透社记者：“李先生，你刚才提到的完整实验记录。能否透露一下这些记录的具体内容？”

    李正：“记录内容包括该部队从1940年至1945年期间，以活人进行细菌感染、冻伤、压力、毒气等实验的完整数据，以及由此产生的细菌武器研发和生产流程。此外，还包括该部队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包括投放鼠疫杆菌、炭疽杆菌和霍乱弧菌的作战记录和效果评估报告。”

    合众社记者：“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如何保证？”

    李慎之接过问题：“所有证据均经过三重核验。第一，原始档案的缴获时间和地点有完整的现场记录和交接文书。第二，我们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交叉审讯，其供述与档案内容相互印证。第三，我们邀请了第三方医学和法律专家对部分证据进行了独立鉴定。鉴定报告附在每卷证据的末尾，可供法庭和辩方查阅。”

    法国新闻社记者：“美方是否已经知悉这些证据的内容？”

    李正：“美方尚未获得这些证据的副本。我们今天向各位公开这些信息，同时也将通过正式渠道向法庭提交全部材料。”

    这句话的潜台词，在场的记者都听懂了美方没有得到“优先预览”的机会，代表团选择在同一时间向法庭和媒体公开。

    这意味着，美方无法像上次那样，以“需要进一步审查”为由将证据扣下。

    新闻发布会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记者们离开后，李正和李慎之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准备离开。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走过来，低声说了一句：“李先生，外面有几个日本人在等您。看样子是记者，也可能是别的人。需要我们从后门送您出去吗？”

    李正想了想，说：“不用。我们从正门走。”

    他和李慎之走出俱乐部大门时，果然看到台阶下站着七八个日本男女，有老有少，衣着朴素，神情忐忑。

    看到李正出来，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上前来，深深鞠了一躬，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李先生，我们是日本遗族会的。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提交的证据里，有没有关于我们家人的消息？我们的儿子、丈夫，被征召到中国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正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们的证据主要记录的是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关于日本普通士兵在中国战场上的下落，我们掌握的信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