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根的婚事黄了之后，赵老根和王桂兰彻底慌了。

    

    儿子二十三了，在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再不娶媳妇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可家里没钱，县城没房，谁家姑娘愿意嫁？

    

    王桂兰给已经远嫁邻县的女儿赵春梅打了个电话。春梅比赵大柱大三岁，当年家里把念书的机会留给了赵宝根，她初中没读完就回家帮忙干活，十八岁嫁到邻县，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不算富裕但也安稳。赵大柱去南方之后，她是唯一一个每年给他寄过一封信的人——信很短，只有几十个字，过年时寄一次，说他走了以后家里的事她劝不住。

    

    "妈，大哥的事，我劝你少操心。"春梅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些，"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和我爸——你们偏心偏了二十多年。现在让他回来帮宝根，换作是你，你愿意吗？"

    

    王桂兰握着话筒的手抖了抖，没再往下说。

    

    她挂了电话，和赵老根商量了一宿，决定——亲自去找赵大柱。

    

    他们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南方，按照地址找到了苏砚辞的公司。王桂兰站在楼下，仰头看着楼顶"大柱贸易有限公司"的招牌，眼泪又流了下来："大柱出息了，可他不管我们了啊……"赵老根没说话，闷头往里走。

    

    苏砚辞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听到前台说"有一对老夫妻来找您"，抬头就看到了赵老根和王桂兰。两个人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比三年前老了很多。他放下文件站起来："爸、妈，你们来了。"语气平静，不热情也不冷漠。

    

    苏砚辞请他们坐下，倒了茶，然后坐在对面。茶从热到温，从温到凉，谁也没有先开口。前台来续了四次水，第四次续完时，赵老根面前那杯茶还是满的。他没喝，只是端着，看着杯子里渐渐变凉的茶水，忽然说了一句："大柱啊，爸知道，你变啦。是好是坏，爸不说了。你要好好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说："我们走。"

    

    王桂兰还想说什么，被赵老根一把拉住了。她回头看了苏砚辞一眼，眼眶红红的，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

    

    苏砚辞送他们到楼下，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办公室。桌面上赵老根那杯茶还在，凉透了，满的，一口没动过。他把那杯茶端起来，走到洗手间，慢慢倒进水池里。水流声很响，杯底那片茶叶顺着水转了几圈才滑下去。他站在池子前面，等水流尽了，把杯子冲洗干净，放回原处。那天下午他没有再看文件，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把三年的账目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确认完最后一笔数字，才合上文件夹。窗外天已经黑了，他关了灯，锁上门，往出租屋的方向走。没有人知道他在确认什么，但他知道，从那一天起，他和赵家沟之间只剩下一件事：赡养费会准时到账，别的不再有了。

    

    王桂兰在火车上哭了一路，赵老根沉默了一路。但下了火车，回到赵家沟的土路上，赵老根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看着自家院子门口那把赵宝根坐坏了的竹椅，小声说了一句："等咱俩走了，他怎么办？"王桂兰愣了一下，没有接话。他们谁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辈子都在替赵宝根安排，可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没了他们，赵宝根该怎么活。

    

    五年后，苏砚辞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商贸集团。他在南方买了别墅、豪车，成了别人口中的"赵总"。每年过年，他会回赵家沟待两天，给父母买些礼物，吃顿团圆饭，然后就走。从不留宿，也从不多待。

    

    赵宝根二十八了，还是光棍一条。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媳妇。偶尔打打零工，挣点钱就花光，花光了就回家啃老。村里人提起他，都摇头："赵家那个老小，废了。"

    

    也有人提起赵大柱："赵家老大是真有出息，可惜跟家里不亲了。"

    

    "不亲？换你你也亲不起来。赵家老两口当年把老大当牛使，把钱全贴给老小，老大能不心寒？"

    

    赵宝根偶尔会在村口看到赵大柱的车——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老房子门口。他会远远地看着，眼神复杂，有恨，有嫉妒，也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后悔。如果当年他没有那么懒，是不是也能像大哥一样混出个人样？他只知道，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苏砚辞最后一次回赵家沟，是原主父母双双病倒的那年。他出钱请了护工，安排好了所有后事。

    

    赵宝根没有去送。他坐在自己屋里的床边，从窗户缝里看见赵大柱的车停在老房子门口。他没有走出去，也没有拉上窗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