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吃饭。早上五点起来，晚上六点收工。谁想跑——“翻译指了指空地边上竖着的两根木桩，木桩之间挂着一副铁镣，“看见了？“

    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但没有人敢出声。

    张振勋站在人群里，攥紧了拳头。他的手掌上还裹着陈伯给的草药，经过这一路的折腾，药膏已经干裂了，手心一阵一阵地疼。可比起手心的疼，他胸口的那股闷气更让他难受——舅父欺负他，他认了，那是他没本事；可到了这南洋，什么都没干呢，先被人锁进园子里当牛马，还被迫签下了卖身契，他不服。

    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每人发了一把弯刀、一只铁皮桶，被带进了橡胶树林。一个早来了半年的老“猪仔“给他们示范怎么割胶——在树皮上斜切一刀，切出一个V字形的口子，乳白色的树汁就从切口流出来，沿着一个导流的小铁片滴进桶里。一棵树割一刀，三刀一桶，一天三百棵树，就是一百桶。

    张振勋弯着腰干了两个时辰，腰就酸得像要断掉。橡胶树的汁液粘在手上，又粘又腻，洗都洗不掉。他的手掌被弯刀柄磨出了新伤，旧伤加新伤，整只手血糊糊的。可他没停。他记得小时候在车轮坪村挑水浇田的日子，那时候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停过。山里的孩子别的不行，吃苦是吃惯了的。

    晚上六点，铜钟敲了。所有人提着桶回到空地，翻译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张振勋的时候，他提着一百零二只桶——他在中间找了个空档，多割了七棵，又把其中五棵的树汁分给了隔壁那个实在割不完的老头。

    翻译数完了，朝管事的点了点头。那叫彼得的荷兰人站在棚屋门口，冷冷地扫了人群一眼，挥了挥手，转身进了屋。

    张振勋端着分到的一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就是一把糙米煮了一大锅水——蹲在棚屋门口，慢慢地喝着。旁边的老头凑过来，低声说：“后生，你今天多割了？“

    “嗯。“

    “别出这个头。“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你多割了，明天他们就要加量。加到你割不动为止。这儿的规矩不是能者多劳，是把你榨干。“

    张振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老头，老头的脸在暮色里黄得像一张旧纸，两只眼睛凹在眼眶里，却没有光。那眼神跟他在红头船底舱里见过的那些人一模一样——空洞，麻木，像是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张振勋低头喝了一口稀饭，没有说话。

    夜里的橡胶园安静得吓人。没有鸡叫，没有狗吠，只有青蛙在远处的水塘里鼓噪，此起彼伏，像在开一场永远不散的会。棚屋里挤了二十几个人，每人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翻个身都会碰到旁边的人。有人在打鼾，有人在翻身，有人在低声地哭。

    张振勋躺在木板上，睁着眼睛望着屋顶。屋顶是茅草铺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几颗星星。那星星跟海上看见的一样，又大又亮，冷得发蓝。他想起了车轮坪村的星空，想起母亲在灶间给他熬的红薯粥，想起陈珏站在村口榕树底下对他说“我等你“。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还温热着。他把铜钱攥在手里，闭上眼睛。

    我不能死在这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答应了要回去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钝刀子割肉。

    橡胶园里的规矩越来越多。不准说话，不准蹲着歇脚，不准在树下躲雨。每天早晨五点铜钟敲响之前，所有人都得站在空地上点名，谁迟到了，当天的饭就扣一半。张振勋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人一天比一天瘦，颧骨从脸上突了出来，下巴也尖了。可他那一双眼睛反而越来越亮，像两粒烧红的炭。

    他在观察。他观察棚屋四周的地形，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观察哪段篱笆最矮、哪段路的草丛最深。他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记在脑子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字一样，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园子里不是没有人跑过。张振勋来的第二周，就有三个年轻人趁夜跑进了橡胶林。第二天天亮，守卫牵着狗追了出去，下午的时候，三个人被拖了回来，浑身是伤，腿都被打折了。彼得站在空地中间，一句话没说，只是用马鞭挨个指了指那三人。守卫把他们拖到那两根木桩前面，用铁镣锁住了脚踝，就那么晾在太阳底下晒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那三个人被抬走的时候，人事不省。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跑过。

    但张振勋在等。他等一个机会。

    那机会在第二个月里来了。那晚下了暴雨——南洋的暴雨跟大埔的山洪不一样，大埔的雨是泼下来的，南洋的雨是倒下来的，天上像被人捅了个窟窿，整条天河的水全浇了下来。风刮得棚屋的顶都快掀了，雨打在茅草上噼里啪啦响，什么也听不见。

    张振勋在黑暗中坐起来。

    他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个叫黄阿福的少年——在橡胶园，两个人一直挨在一起睡。张振勋在阿福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三下，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

    阿福坐了起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