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他确实没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敢写。他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不知道陈珏还在不在等他，不知道爹娘身子可好。他怕一写信，就知道些什么他承受不住的消息。

    “南洋这边，男人有多个家室的不少见。“温老板继续说，语气平平的，“我也不逼你休了那个。秀兰秀莲她们也知道你的情况。你若是愿意，我把她们俩都许给你，往后这店就是你的了。“

    张振勋站在那里，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嗡嗡地响。他看着温惠兰——她低着头，耳根红了一片。又看了看温惠莲——她已经抬起眼来，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他想起大埔。想起车轮坪村的土楼。想起灶间里飘出的炊烟。想起陈珏在榕树底下说的那三个字：“我等你。“

    四年了。他张振勋在南洋漂了四年，从赤脚的码头苦力到米店的账房先生，身上穿的从破褂子变成了粗布长衫，兜里从空无一文到存下了十几块银元。他变了很多，可有些东西没变。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雍正通宝的方孔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像一块小小的玉环。

    “掌柜的，“他说，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稳，“我答应。“

    温老板看了他很久，忽地笑了一下，端起茶盏来抿了一口，像是卸下了什么沉重的担子。“那好。婚礼下个月办。秀兰秀莲的嫁妆，我早就备好了。“

    婚礼办得很体面。温老板请了华人区里十来桌客人，酒席从店里摆到了街上。张振勋换了一身簇新的绸缎长衫，胸前别了一朵大红绸花，他站在店门口迎客的时候，看见街上的人朝他投来羡慕的目光——一个四年前还在码头扛包的穷后生，如今要娶温家粮行的两位小姐了。

    洞房花烛，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面前两位新娘——秀兰安静地坐在左边，秀莲在右边偷偷地掀了盖头一角朝外张望，被他发现了又赶紧盖回去。烛光摇摇曳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叠在一起。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车轮坪村那间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坐在床沿上，揭开了陈珏的红盖头。那时候油灯底下，陈珏的脸红红的，她说“你坐吧，我又不是不认得你“。

    张振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睁开了眼睛。

    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别人面前想起陈珏时露出那样的神情。从那以后，他把那份念想收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像一枚铜钱，贴身藏着，谁也不知道。

    婚后的第三年，温老板的身体开始不行了。

    先是一场疟疾，拖了两个月才压下去。接着是咳嗽，干咳，整夜整夜地咳，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温惠兰给他请遍了巴达维亚的大夫，药吃了一包又一包，不见好转。到了1867年的春天，温老板已经下不了床了。

    那一夜，张振勋守在床前。油灯将尽未尽的时候，温老板忽然睁开了眼，看着张振勋，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张振勋的手腕。

    “阿勋。“他的声音像一片薄薄的枯叶，风一吹就要碎。

    “掌柜的，我在。“

    “店……交给你了。秀兰秀莲，也交给你了。“温老板喘了一口气，浑浊的眼睛里忽然聚起一丝亮光，“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盒子……给弄丢了。“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像晨雾里的最后一抹月色，淡淡的，很快就散了。

    天亮的时候，温老板走了。

    张振勋跪在床前，握着那只渐渐冷下去的手，没有哭。他跪了很久，久到膝盖都麻了，才站起来，替温老板把被子掖好，又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

    阳光落在温老板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张振勋站在窗前，看着那张已经不再呼吸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像一棵树——根扎在南洋，枝叶却替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后生遮了四年的风雨，然后在他长结实了之后，平静地倒下了。

    张振勋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巴达维亚正在醒来，街上有小贩在吆喝，有马车辚辚地驶过，有鸡鸣、狗吠、人声，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阳光越来越亮了，把整条街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温热着，贴着他的胸口。

    “掌柜的，“他低声说，“你放心。你的店，我替你守好了。“

    温记粮行的账目在三天后盘点完毕。存货、铺面、两条运输船、泗水的分号——全部加起来，折合银元将近三万块。在当时的巴达维亚，这是一笔不小的产业。

    张振勋站在账房里的八仙桌前，面前摊着那些账簿。从温老板的祖父、到温老板、再到他张振勋，这三万块钱的根扎了三代人，如今全落在了他的名下。他把账本一页一页地合上，整整齐齐地码回货架上去，然后走到店堂里，把那块“温记粮行“的招牌取下来，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又重新挂了上去。

    招牌下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