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亨利抬起头来看着他。

    “后来我遇到一个人，“张振勋接着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日子是熬出来的。你别管它现在怎么样，你只管往前走，把每一步都踩实了。等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都在你脚底下了。''“

    亨利沉默了。他看着面前这个比他矮了半个头的中国人，这个穿着粗布长衫、说着一口磕巴官话的华人酒商，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牢骚有些可笑。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这一次喝得很慢。

    “张，“他说，“你是个怪人。你明明可以不管我的。“

    张振勋笑了笑：“我也遇到过有人不管我的时候。那滋味不好受。“他站起来，拍了拍亨利的肩膀，“明天要是没事，你下了差还可以来。我这儿有汾酒、绍兴酒，比大曲温和，你可以慢慢喝。“

    亨利也站了起来。他整了整军装的领子，把扣子扣好，朝张振勋伸出手来：“我明天会来的。不是来喝酒——是来喝你请的茶。“

    张振勋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大，骨骼粗壮，掌心里有跟码头苦力一样厚的老茧。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巴达维亚的一间小酒庄里，握了握手。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街面的积水照得一片银亮。

    亨利后来真的天天来。

    不过不再喝酒了。他下了差就来裕和酒庄，有时候带一本书来读，有时候坐在角落里看张振勋跟客人周旋，有时候两个人就坐在柜台前面喝茶，亨利说他在荷兰的见闻，张振勋讲他在大埔的童年。

    张振勋教他几句客家话，他教张振勋几句荷兰俚语。两个人在柜台前面你一句我一句地学着，时不时因为发音怪异而笑出声来。伙计们在旁边看得直摇头，私下里跟惠莲说：“掌柜的是中了什么邪，跟一个洋人走那么近？“

    惠莲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掌柜的心里有数。“

    惠莲说得没错。张振勋心里确实有数——他认识亨利快两个月了，从一开始就看出来，这年轻人谈吐得体、思路清晰，绝不是普通闹事的酒鬼。他在码头上做苦差，只是因为没人发现他是块料。张振勋看人有一套，他在这些年的生意场上练出了一双眼睛，能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里看出他几斤几两。

    亨利是一块被埋在土里的玉。张振勋要做的，就是帮他把土扒拉开。

    终于有一天，亨利来的时候脸色不太一样。他进门之后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张振勋，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张，我升职了。“

    “哦？“张振勋放下手里的账本。

    “总督府把我调去做民政事务助理。“亨利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表情——惊喜里掺着不安，“我上司说，是总督亲自点的名。我都不知道总督认识我。“

    张振勋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遮住了自己嘴角的笑意。他不知道亨利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他那些荷兰商界人脉的作用——他只是偶尔在跟几位荷兰商人喝茶的时候“无意中“提起过“码头有个很认真的年轻军官“——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亨利自己抓住了机会。

    “恭喜你，“张振勋放下茶盏，朝他拱了拱手，“这是你应得的。“

    亨利站在那里，忽然深深地朝他鞠了一躬：“张，我一直想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帮我？“

    张振勋想了想，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一个老水手。他在船上教了我很多话。那里面有一句：''在洋人的地盘上，别丢了骨头。''“张振勋看着亨利，“我觉得你也没丢。只是那时候被土埋住了。“

    亨利站直了身体，那双蓝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伸出手来，又在张振勋的掌心里用力握了一下。

    亨利升职之后来的次数少了，可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新消息。他在总督府的民政部门工作，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会“无意“地提一句——“听说政府要重新招标酒税承包“、“鸦片特许权的审批权从海牙下放了“——这些消息在张振勋耳朵里过一遍，变成了一张张越来越清晰的商业地图。

    1870年春天，亨利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张，酒税的承包合同要换了。原来的承包商合约到期，总督府决定重新招标。“亨利坐在酒庄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绍兴酒，神色认真，“这次的合同比上一轮更大——不止是巴达维亚，整个爪哇岛的酒税都要打包发标。“

    张振勋正在给一只酒瓶擦灰，闻言顿了一下。他把酒瓶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亨利。

    “招标的条件是什么？“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是他用荷兰文列好的条款。张振勋接过来一看，心里迅速地转了一圈——承包期五年，每年上缴固定税额，超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