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反倒是最有粮的地方。“

    张振勋把炭条在纸面上顿了顿。他抬起头来，朝窗外望去。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正烈，把街面上的青石板晒得发白，腾起一层热浪。远处隐约有炮声，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他放下炭条，站起来，出了门。

    张振勋花了两天时间，跑遍了巴达维亚城南的六个土著村落。他骑着一匹租来的矮脚马，穿梭在椰子林和稻田之间，后脖颈晒脱了一层皮，嘴唇干得裂了口子。

    第一个村子的人根本不让他进。村口的几个年轻人横着长矛拦住了路，用马来话朝他嚷嚷。他拿出在马车上准备好的几包盐和几块肥皂递过去，又用这两年学的马来话跟他们解释，说自己是城里的米商，想跟头人谈笔生意。那几个年轻人看了盐和肥皂，态度缓和了一些，其中一个跑进去通报。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被带进了村里。

    村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瘦得像一截竹子，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他坐在竹棚底下，面前摆着一碗棕榈酒，也不请张振勋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

    “你是汉人。“老者用口音浓重的马来话说，“汉人来我们村子，不是收租就是收债。你要做什么？“

    张振勋在老者对面盘腿坐下，把一袋东西放在两人中间，解开袋口。里面是白花花的大米，成色上等，是他在城里特意带上的。

    “老伯，我不是来收租的，也不是来收债的。“他说，“我是来买米的。城里打仗了，米价一天一个样。我知道你们村里自己种水稻，有多余的粮食。我想买。价格比官价高两成，现钱结，不赊账。“

    老者低头看了看那袋米，伸手捏了一撮，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回袋里。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那碗棕榈酒慢慢地喝了半碗，然后把碗放下，抬起眼看着张振勋。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多余的粮食？“

    “我猜的。“张振勋坦诚地说，“你们自己种地，不靠城里运粮。城里的米价涨多高，跟你们没关系。多余的粮食放在谷仓里，卖不卖都是放着。与其放着，不如换些现钱，买盐、买布、买农具。“

    老者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用爪哇话跟旁边站着的几个年轻人说了几句什么，那几个年轻人听了，看了看张振勋，又互相看了看，然后转身走了。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他们回来了，每个人肩上扛着一只麻袋。他们把麻袋放在地上，解开系口——里面是稻谷，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

    “我们有三百担。“老者说，“你出什么价？“

    张振勋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三百担，比城里高出两成的价收，再在城里按市价往外卖，中间至少有四成的利差。更何况，有了这三百担，他在被征用之后手里还有牌。

    “按现在城里市价的七成五收，“他说，“市价每天在涨，今天是七成五，明天可能是七成。你们越早卖，越划算。“

    老者又看了他一会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成交。“

    张振勋从马背上拿下一只布袋子，里面是他带来的现钱——银元、铜钱，还有几小块碎银子。他当着老者的面过数，一五一十，清清楚楚。老者看着那些银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枯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

    临走的时候，老者送他到村口，忽然说了一句：“后生，你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汉人不一样。别人来买粮，恨不得把价压到土里去。你给得痛快，算得也清楚。往后有生意，还可以来。“

    张振勋翻身上马，朝老者拱了拱手。

    随后，米店的伙计拉了马队过来装米。张振勋看着马队背上沉甸甸的麻袋，三百担稻谷换来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一条今后可以走的路。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六个村子跑了个遍。有的村子存粮多些，有的少些，加起来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多担——够他应付官府的征用，还有富余。

    三天后的上午，范德赫姆的人来了。张振勋把二百八十担大米一袋一袋地搬上马车，当着来人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还让账房先生写了一式两份的收据，上面注明了“征用大米二百八十担，待战后按战时市价结算“。范德赫姆的人看了收据，确认无误，签了字，把其中一份留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把那张盖了章、签了字的收据收进账房的铁皮箱里，锁好。然后他从后院搬出那批新收的稻谷，让伙计们连夜舂米、装袋，第二天一早摆上了店堂。

    那天下午，“温记粮行新到白米，价平量足“的消息就在华人区传开了。街坊邻居们纷纷提着布袋来买，队伍从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街尾。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亲自给人称米，过秤的时候手稳得很，一分一厘都不少给人。

    有人在排队的时候议论：“温记的米怎么比别家便宜？别家都涨了四成了，他家只涨了两成。“

    “听说是他自己去乡下收的粮，绕开了官家的路子。“

    “这人厉害啊，有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