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听见了，没接话，只是低头继续称米。称完了，把米袋递给买米的大嫂，又朝后面喊了一声：“下一位。“

    他动作麻利，脸上挂着笑，嘴里还时不时地跟客人唠两句——闽南话、潮州话、马来话，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排队的客人们被他招呼得服服帖帖的，原本因为米价上涨而焦躁的心情，也在他三言两语之间平复了不少。

    那天晚上关门盘点，米卖出去了一百多担。伙计们累得瘫在椅子上，张振勋却精神得很，趴在账桌上算账算了半天。算完了，他把账本合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赚的不算多，但稳。而且，他今天卖出去的那些米，不光是生意，更是在巴达维亚的华人圈子里扎下了一根无形的根。那些提着米袋回家的街坊邻居，以后买米的时候，会先想到温记。

    张振勋的“绕开官方、直连村落“的收粮办法，很快就被别的米商学了去。可他们学是学了，做起来却没有张振勋做得好——有的是语言不通，跟土著头人谈不拢价；有的是性子急，一进村就摆出城里人的架子，惹得人家不乐意；有的是贪心，压价压得太狠，人家不卖了。

    张振勋不一样。他在那些村落里每回都带点小礼物——盐、肥皂、针线、布头，不值几个钱，但村里的妇人们喜欢。他进村之前先打听头人喜欢什么、忌讳什么，该蹲着的时候绝不站着，该等的时候绝不等不及。村里的孩子围着他转，他就从马背上的布袋里摸出几块糖来分给他们。几次下来，那些村落的头人都把他当半个朋友了。

    可这份顺利，也让某些人看红了眼。

    那天，一个荷兰年轻人走进了温记粮行。这人二十五、六，个子高瘦，脸窄窄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山羊胡，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领口系着一条深红色的领结，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像一只巡视领地的公鸡。

    张振勋正在柜台上给人装米，抬头看见这人进来，动作没有停。

    “这位先生，买米？“

    那荷兰年轻人没有回答买不买米，只是绕着店堂走了一圈，背着手，东看看西看看，最后走到柜台前面站定，居高临下地看着张振勋。

    “你就是张振勋？“

    “是我。阁下怎么称呼？“

    “赫尔曼·范·赫尔德。“那年轻人把名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咬出来，像在念一份公告，“我哥哥是威廉·范·赫尔德，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张振勋把最后一勺米倒进客人的袋子里，系好口，递给客人，说了声“慢走“，这才把目光转向这个自称赫尔曼的年轻人。威廉·范·赫尔德——他当然记得这个名字。就是多年前那个差点让自己丢了命的橡胶园的园主。

    当年，自己在暴风夜里逃跑，救了守卫长彼得的儿子。后来他才知道，是彼得向威廉·范·赫尔德求情，威廉才答应放自己走。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彼得，也不知道那个小小的金发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赫尔德先生，“张振勋说，“有何指教？“

    赫尔曼把一只手撑在柜台上，凑近了一些，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在乡下收粮食，收价比官价高。你知道你这么做坏了规矩吗？“

    “什么规矩？“

    “我们荷兰商人的规矩。“赫尔曼直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巴达维亚的大宗粮食贸易，从来是我们几家荷兰商行控制的。你一个中国商人，偷偷摸摸去乡下收粮，把市价打乱了，让我们怎么做生意？“

    张振勋看着他那张趾高气扬的脸，心里头一点儿也不慌。他这些年在巴达维亚什么人没见过？荷兰人的官员、商贾、传教士、士兵，高高在上的见多了，像赫尔曼这样仗着哥哥的名头来充老大的，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赫尔德先生，“他说，语气还是客客气气的，“温记粮行做的是小本生意，养活的是街坊邻居。乡下收粮是因为城里断了供应，我不收，街坊们就没米下锅。至于坏了规矩——“他笑了笑，“这规矩是谁定的？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赫尔曼的脸白了一下，随即涨红了。他指着张振勋的鼻子说了一句荷兰话——张振勋听懂了，大意是“别以为有亨利给撑腰，就洋洋得意，你等着“——然后转身摔门走了。

    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扇被摔得乱晃的木门，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他把手伸进柜台底下，摸到那本翻烂了的《荷华词典》，手指在书脊上摩挲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赫尔德。他在心里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这是个需要记住的名字。还有他身后的那个家族——那个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橡胶园主，威廉·范·赫尔德。

    那之后的日子，表面上平静，暗地里却不太平。

    赫尔曼开始在巴达维亚的荷兰商界散播关于张振勋的闲话——说什么张振勋勾结土著村落的头人，私下囤积粮食，哄抬市价，趁战争发财。有几次，张振勋去码头接货的时候，负责检疫的荷兰官员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找各种理由拖延放行。张振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