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那幅字轴，朝左秉隆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是一个中国人对着另一个中国人的鞠躬。一个在南洋漂了二十五年的客家人，对着一个代表朝廷的官员，鞠了一个要把自己连根拔起的躬。

    左秉隆站起身，走到窗前。楼下街道上，几个英国水兵醉醺醺地走过，嗓门粗野，唱着不知名的歌谣。远处是荷兰商行的尖顶，更远处，几面褪了色的龙旗 在一排领事馆的旗帜中间孤零零地飘着——英国的米字旗、荷兰的三色旗、法国的三色旗，都比它新，都比它高。那面龙旗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旧衣裳，在风里软塌塌地贴着旗杆，偶尔才被风撑开一瞬，露出它原本的金黄色。

    左秉隆背对着张振勋，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公函：

    “咸丰十年以前，朝廷说''出海者即为弃民''，死了活该。后来洋人打进门来，太平军烧了半壁江山，回乱又糟蹋了西北，银子花了，人也死够了，朝廷这才回过味来——原来你们这些''弃民''一年汇回广东福建的银元，比两江总督的岁入还多。“

    他转过身，目光直直落在张振勋身上。那目光不热，不冷，像一把尺子。

    “张振勋，朝廷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来吧，办洋务，兴实业。你在南洋怎么和英国人荷兰人做生意，就回来怎么给大清办工厂。你懂机器，懂银行，懂轮船，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圣贤书的翰林，有用得多。“

    这一番话说得又急又直，像是憋了许久。左秉隆的眼眶周围那圈青黑在午后光线里格外明显——那是每夜都在灯下反复思量的痕迹。如何用一纸领事衔，去笼络那些散落在南洋各岛、富可敌国却又无根可依的游子。这句话他在心里翻来覆去改了无数遍，此刻说出来，倒像是松了一口气。

    张振勋的心猛地动了一下。

    那一下如此剧烈，他不得不把手掌按在膝盖上才能稳住。左手按着左膝，指节泛白，像要抓住什么东西才不至于跌下去。他想起去年在槟城，一位老侨领临终前抓着他的手说：“振勋啊，我们这代人死了，坟头朝北，可魂魄回得去吗？“ 他想起母亲每次来信末尾都要写的那句“儿啊，何时归“，字迹歪歪扭扭，是老人家眼花时贴着纸面写的，有几个字甚至叠在了一起，可她还是要写。

    归？他自问。

    他四十一岁了。苏门答腊有无数的种植园，橡胶、甘蔗、咖啡、烟草，一眼望不到头。巴达维亚有他自己的银行，账上流水数以万计。新加坡和槟城的码头上，挂着裕和行旗帜的货船进进出出，从不停歇。他的孩子能说流利的荷兰语和马来语，他的账本用英文和中文双份记录。他早已不是那个在潮州大埔乡下放牛、为了一口饱饭偷渡下南洋的少年了。

    可为什么左秉隆短短几句话，就让他心里那座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堡垒，裂了一道缝？

    缝里透进来的光，是老屋天井里那种温吞吞的日光，是母亲在灶前添柴时被火映红的脸，是码头边那个同乡手里攥着的、没寄出去的信。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那口唾沫是苦的。

    “大人厚爱，草民感激不尽。“他缓缓站起身，向后退了半步，又作了一揖，腰弯得比方才更深了些。燕尾服的后摆扫在地上，沾了些灰。“只是草民产业繁杂，盘根错节，一时委实难以脱身。再者，朝中洋务新政，草民素未参与，恐才疏学浅，误了国事。“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把自己摊开来像一本合着的账册，封面上干干净净，里头有多少页、写了什么，他不让任何人看见。

    左秉隆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又传来一声汽笛长鸣，又一艘英国邮轮靠了港。海面上远远的，有海鸥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像在笑话什么。

    下人进来续茶，轻手轻脚地退下，门轴转动的吱呀声像一声叹息。左秉隆没有接那杯新茶，只是看着张振勋。他的目光不像方才那样锋利了，松了一些，像弓弦松了半寸。

    “你坐下。“他忽然放软了语气，自己先坐回了太师椅。

    “我没见过你之前，去信问了三位和你打过交道的洋商。“左秉隆端起重新沏好的茶，也不喝，就那么捧着，隔着袅袅的热气看他，“一个英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法国人。他们说的都不一样，但有一句相同——说张振勋这个人，''器识''二字，当得起。“

    张振勋捧着那张宣纸，指尖的颤抖终于传到了腕上。他赶忙把纸又折起来，折得又快又乱，像怕被什么人看见他此刻的表情。可他的耳朵尖已经红了，红得藏不住。

    三十年来，他收过地契、银票、信用证、合同、奖状，甚至收过荷兰女王署名的勋章——那枚勋章如今锁在巴达维亚的铁皮箱里，他从来没有戴过，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可没有一件东西，像这方寸之间的四个字这样，轻得让他不敢用力，重得让他几乎托不住。

    因为那些东西买得到。这四个字买不到。这四字里头有一个“识“字，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