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头等舱只售予华人，票价以成本价核定，不得溢价。“

    这条新规贴出去的第二天，新加坡港的码头上围了上百号人看热闹。华人水手、商贩、苦力，把那张告示围得水泄不通，有人不识字，旁边念给他听，念完了那人愣了半天，忽然一嗓子喊出来：“以后咱们也能坐头等舱了？！“码头上爆出一阵哄然的欢呼声，把海面上的海鸥都惊飞了。

    头等舱只卖给华人，票价只算成本。别的船务公司看了，先是不信，后来是懵了——这么做生意，不是亏本吗？可再一细算，张振勋那家船务公司有十几条船，航线覆盖整个南洋，成本早就摊薄了，头等舱就算只卖成本价，公司也还有钱赚，只是赚得少些。可其他公司不行，他们头等舱的主力客户是洋人和日本人，一旦把华人放进来、再压到成本价，那就是自断财路。

    三个月后，南洋各埠的船务公司陆续妥协了——他们派人来找张振勋协商，客客气气的，一口一个“张先生“，说“咱们坐下来好好谈“。

    谈判桌上，张振勋穿着那件灰棉布的唐装，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茶，不是酒。他看着对面坐着的几个洋面孔，笑了笑，笑容里什么情绪也没有。“诸位，“他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取消所有针对华人的舱位限制。以后谁都能坐头等舱，按市场价卖票。你们能做到，我就把我那条规定收回来，咱们公平竞争。“

    几位洋商面面相觑，最后带头的那个荷兰人站起来，朝他鞠了一躬——“张先生，我们照办。“

    张振勋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是凉的，可他觉得比什么酒都痛快。

    收购船务公司的事过去半年后，有一天张振勋从槟城乘船回巴达维亚。他坐在头等舱里，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经济学原理》。那书是一个英国朋友送给他的，封面是硬皮的棕色烫金，边角被他翻得有些卷了。

    船舱里很安静，窗外是马六甲海峡一望无际的碧蓝色水面。他正读到关于地租理论的那一章，忽然听见舱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是几句英语——

    “……我真是无法理解，这些华人到底在船上干什么。他们懂什么叫头等舱吗？他们知道怎么用刀叉吗？“

    另一个声音附和着笑了一声：“算了，别说了，反正现在全乱了。什么人都能上来。“

    张振勋没有抬头。他继续看书，手指稳稳地托着书脊，翻了一页。

    那个脚步声走到了他旁边，停住了。一个穿着白色亚麻西装、脸晒得通红的英国***在他座位边上，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书。那英国人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随即变成一种傲慢的戏谑——他回头对同伴说了一句，声音故意放大了一些：

    “哦，上帝，你们看，华人也会看书呢。这可真是稀罕事。他们是不是把书拿反了？“

    他的同伴们笑了起来。那笑声在安静的头等舱里显得格外刺耳。

    张振勋把书合上了。

    他合得很慢，先把书签夹进正在看的那一页，再把硬皮封面轻轻扣上，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那个英国人。张振勋的英语发音清晰而从容，带着在南洋跟各方商人打交道练出来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这位先生，听您的口音，是伦敦东区的人吧？“

    那英国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他的口音确实是伦敦东区——那是工人阶层聚居的地方，在上流社会里属于“粗俗“的标记。他没料到这个华人能听出来，而且听得分毫不差。

    张振勋继续说：“我在泰晤士河边做过几年生意，认识几位东区的老绅士。他们虽然穷，可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一件可笑的事。先生，您觉得华人看书很稀奇，那我问您一个问题——“

    他站起身来了。他比那英国人高半个头，站起来之后微微俯视着对方，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谈一笔寻常的买卖：

    “我们各自选一门同样的生意来做，不限行业，不限本金，不限人手——一年为期，年终盘点，谁的利润高，谁赢。如果我输了，这整家船务公司我拱手奉送，连船带码头，全都给您。如果您输了——“

    他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您只需要当着这船所有乘客的面，大声说一句：''华人也会读书。而且比我会。''如何？“

    那英国人的脸从红变成白，又从白变成猪肝色。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喉咙里发出某种含混的“呃呃“声，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同伴也不笑了，纷纷低头看着地板或窗外。

    就在这时，一个穿制服的中年英国人从船舱另一端快步走过来——他是这艘船的船长，张振勋之前在商务场合见过他两面。他认出了张振勋，又看见了那个面红耳赤的同胞，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快步走到张振勋面前，伸出手来，语气恭敬得近乎低声下气：

    “张先生，实在抱歉，这位是我的乘客——他不是有意冒犯您。请您原谅。“

    然后又转头对那个英国人低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