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闭嘴！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张振勋先生！这整艘船都是他的！“

    那英国人的嘴张成了一个圆洞，瞪着眼睛看着张振勋，喉结上下滚了两轮，终于挤出一句含混的：“我……我很抱歉。先生。“

    张振勋没有看他。他重新坐下来，把那本《经济学原理》翻开，找到书签夹着的那一页，继续看了下去。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记住你说的话。“他头也不抬地说，“华人也会看书。下次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小一些，别吵着别人看书。“

    那英国人灰溜溜地走了。脚步声消失在船舱的另一头。船长又连声道了几句歉，也退开了。头等舱重新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书页被翻动的轻响，以及远处某间船舱里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钢琴声。

    张振勋又翻了一页，停下来，拿起桌边的钢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

    “洋人怕什么？怕你比他强。不强就永远被看不起。“

    他想了想，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收购船务，改规矩，争头等舱——这些都不是为了赌气。是为了让以后每一个坐船的华人，都能抬着头进舱门。“

    写完他把钢笔帽扣好，继续往下读。窗外的海面一片深蓝，阳光从云层缝隙里射下来，在海面上撒了一把碎金。船朝着巴达维亚的方向稳稳地驶去，头等舱的舷窗外，海天一色，无边无际。

    商会成立一周年那天，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宅子里摆了一桌家宴，只请了张煜南、谢荣光、胡子春、胡文虎几个人。

    席间胡子春忽然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振勋兄，去年你出头买那家船公司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嘀咕过——这么大一笔钱，万一砸了怎么办？“

    张振勋夹了一粒花生米，嚼着，没说话。

    胡子春接着说：“可现在看明白了。你砸的不是钱，你砸的是那道墙。墙一倒，后面所有人都能多走两步。“他把酒杯举起来，“这杯敬你。“

    张煜南和谢荣光也站了起来。胡文虎早就站起来了，他连站带跳的，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一半在袖子上。

    张振勋看着面前这几张脸——有老成的、有寡言的、有热切的，有跟他明争暗斗了半辈子的、有把他当良师敬着的。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攥着半块银元、不知道该往哪走的大埔少年。那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坐在这张桌子边，面前站着整个南洋最有头脸的华人，齐刷刷举着酒杯，对他说“敬你“。

    他站起来，端起自己的杯子，举高了，跟每个人碰了一下。

    “别敬我，“他说，“咱们互敬。“

    六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脆响。酒液在杯里晃荡着，映着头顶的油灯光，像一小团一小团被揉碎了的月亮。

    窗外，巴达维亚的夜色正浓。远处海面上有星星点点的渔火在晃，更远处，一艘挂着裕和行旗帜的货轮正缓缓驶出港湾，朝着苏门答腊的方向去了。船舱里装满了橡胶、锡锭和胡椒——都是华人的货，挣的是洋人的钱，装在华人的船上。

    而那艘船的头等舱里，此刻坐着几个普普通通的华人乘客。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喝茶，有的趴在舷窗边看海。他们不知道这艘船经历过什么，不知道那个曾经贴满“华人不配“字样的售票窗口已经换了告示。他们只是付了票价，走进舱门，坐下来，像任何一个理应得到尊重的乘客一样。

    这就够了。

    张振勋站在窗边，把最后一杯酒慢慢喝完。酒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可那股热劲从胃里反上来，又暖了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