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船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来，看见他伏在桌上对着一摞单子，后脖颈上全是汗，衣裳的后背都湿透了。她把饭盒放在桌角，没有催他，只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替他整理那些散乱的文件，一张一张地摞好、夹进卷宗里，用炭条标上编号。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想说句什么，可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她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忙你的“。他低下头，继续写他的信。

    募捐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到最后，南洋华人总共捐出了将近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大量粮食物资。这些钱和物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广西和云南的前线，一部分入了户部国库，一部分由各地督抚直接支配。

    可这一切，并没有换来一场胜利。

    基隆港被炮击，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二艘战舰沉在闽江口的海水里，上千名水兵连尸体都找不全。消息传到南洋的时候，槟城的华人商会炸了锅，有人当场把茶碗摔了，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拍着桌子喊“打回去“。

    可又能怎么“打回去“呢？隔着三千里的海，他们能做的只有汇银子、寄物资、写信回去问“老家还好吗“。张振勋组织南洋华人募捐委员会，前前后后汇回国内的款项超过两百万两白银，棉被、药品、军服装了十几船，从新加坡港发往福州和广州。码头上日夜不停，扛包的苦力轮班倒，船一靠岸就装货，装满就走，船帆鼓满了风往北去，像一群衔着救命草的鸟。

    张振勋自己后来又捐了两笔，一笔三万，一笔五万。他没有记账，没有让任何人登报，只是在“赎罪金“那本簿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中法军资，十八万两。望能换来几个平安的村子。“

    可他心里知道，平安不是银子能换来的。银子能买炮弹，买不来不挨打。

    1885年三月，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法军溃退。消息传来那天，整个巴达维亚华人区的鞭炮铺子被买空了，满街都是红色的纸屑和硝烟味，孩子们在巷子里疯跑，大人们站在门口笑着抹眼泪。张振勋那天破例喝了半瓶威士忌，喝得有些上头，拍着桌子对黄阿福和老汤说：“看见了没有！中国人能打！谁再说中国人不行，我跟他急！“

    可高兴了不到两个月。

    五月，《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云南、广西口岸，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通商、投资建厂。镇南关打了胜仗，可谈判桌上输得比战场上还惨。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条约上签了字，那些南洋华人捐的银子、寄的物资、流的眼泪，一笔勾销，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张振勋是在槟城收到的消息。那天他在商会办公室里跟张煜南谈事，有人送来一份电报，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手就僵在了半空。

    张煜南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这……这不公平。咱们打了胜仗，凭什么还签这种条约？“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槟城港风和日丽，海面上船来船往，一切平静得让人心里发堵。

    “凭什么？“他轻轻重复了这三个字，像是在问张煜南，又像是在问自己，“凭什么？就凭咱们的炮不如人家的好，凭咱们的船不如人家的快，凭咱们的朝廷——“他停住了，那句话在舌尖上转了转，咽了回去。

    张煜南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两人在窗前站了很久。

    那天夜里，张振勋想起这两年来南洋华人的那些捐款——那些在码头扛包的劳工，把自己攒了半年的工钱捐了出来；那些小商贩，把预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银元送来了；那些乡下的老人，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他们捐的时候眼睛里都亮亮的，说“给朝廷打洋鬼子“。可现在呢？朝廷把他们的血汗钱换来的东西，轻轻一纸和约，就抹平了。

    张振勋又想起左秉隆说过的话：“朝廷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国办洋务、兴实业。“

    他当时没有立刻回应。如今他在这阵腥咸的海风里重新想起那番话，心里头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一碗药，苦，但得喝。

    他给左秉隆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可写了三遍才寄出去。第一遍写得怒气冲冲，第二遍写得拐弯抹角，第三遍他平复了情绪，一字一字地誊在宣纸上：

    “秉隆兄如晤：

    弟身在南洋，心悬故国。去岁以来，我等南洋同乡昼夜募捐、奔走不暇，每闻前线捷报则喜不自胜，每闻战败则寝食俱废。今镇南关一战大捷，本为扬我国威之机，然朝廷竟以胜求和，签城下之盟，割利让权，弟闻之痛心疾首。

    弟思之再三，以为我辈华人在外，纵有万贯家财、千顷产业，若朝廷不自强、国势不振兴，则终为洋人眼中之肥肉耳。今日法国人占越南，明日英国人割缅甸，后日何人再来？朝廷若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变法图强，则割地之痛将永无休止。

    弟本一介商贾，不知军国大事，唯以此微躯所能及者，竭尽全力。然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