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事让弟明白：金山银山，不如自家一座靠得住的山。

    ——弟 张振勋 顿首“

    信寄出去之后，他等了二十七天。回信来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检查一批要发往福建的药品。黄阿福举着信跑过来，他擦了擦手才接过，拆开来看。

    左秉隆的字他认得，端正沉稳，笔笔有劲。信上没有寒暄，开头就是一句：

    “振勋兄大鉴：来信读罢，掩卷良久。兄言''朝廷若不自强，我等在外头挣再多钱，也只是洋人眼中的肥肉''，此语切中时弊，弟深以为然。“

    后面几段说的是朝中洋务派的近况，李鸿章如何如何，张之洞如何如何，总理衙门正在筹划哪些新事。最后一段话，左秉隆写得很轻，可张振勋看了三遍：

    “所以更需要你这样的人回来。不是现在，是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大清的病，不是几场胜仗能治好的。根子太深了，得有人从外面往里挖。你懂机器、懂银行、懂轮船，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书的翰林，更知道洋人的脉门在哪。回来，不用做官，做你的事就好。“

    张振勋把信读了三遍，折好，贴着胸口放进了内袋——跟那幅写着“器识恢宏“的宣纸放在一起。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的巴达维亚港。货轮正在装船，华人工人扛着麻包走过跳板，汗水滴在木板上，留下深色的印子。远处海面上有一艘法国商船正在靠港，白色的船身上漆着三色旗，船头站着几个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国人，正在谈笑风生，仿佛过去那两年的炮火跟他们毫无关系。

    “阿福，“他忽然开口，“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条路，是我们华人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走得通的？“

    黄阿福被他问住了，眨了半天眼，才磕磕巴巴地说：“掌柜的，您已经走得挺通了。您都把船公司买下来了。“

    张振勋摇了摇头。“还不够。差得远。“

    他没有再说下去，转身往裕和行的方向走了。黄阿福跟在后面，看见他家掌柜的背挺得笔直，可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鞋底碾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

    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法国酒商。

    那是个瘦高的中年人，留着两撇修剪得极精致的胡子，自称叫杜兰德，代表波尔多地区几家酒庄来南洋开拓市场。他给张振勋递了一张名片，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瓶葡萄酒——拉菲、玛歌、拉图，每一瓶都用软木塞封得严严实实，瓶身上贴着烫金的酒标。

    “张先生，“杜兰德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式尾音，“这是战争之后，我们法国第一次重新大规模向中国和南洋出口葡萄酒。我知道您是大商人，希望您能帮忙分销。“

    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一瓶酒，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酒液清澈透亮，呈深宝石红色，瓶底的沉淀物极少，是上等的货色。他又看了看瓶身上的酒标，上面印着酒庄的名字、年份、产区，每一个细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杜兰德先生，“他放下酒瓶，看着对方，“你们这酒，在中国能卖多少钱一瓶？“

    杜兰德报了一个数。张振勋听完，轻轻“哼“了一声。那是他在南洋跟荷兰人谈了二十年生意之后练出来的“哼“，短促、低沉，里面没有任何情绪，可对方一听就知道——“你开价太高了。“

    “张先生，这是好酒。波尔多的顶级酒庄，法国皇室御用的——“

    “我知道是好酒。“张振勋打断了他，“可你弄错了两件事。第一，中国人不是不喝酒，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酒，黄酒、白酒、米酒，各有各的门道。你拿葡萄酒来，要让人家换口味，那你的价钱就得让人家愿意试。你这个价钱，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试，大部分人看一眼就走了。第二——“

    他把那瓶酒搁回桌上，手指在瓶口轻轻叩了两下。

    “——你们法国人打了一仗，没能把我们中国人打服。可你们转头就打算用这瓶子里的东西，把我们中国人的银子一箱一箱地搬走。杜兰德先生，你说，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乐意吗？“

    杜兰德的脸红了一下。他收回了那瓶酒，讪讪地笑着，说“再考虑考虑价格“，然后告辞了。

    张振勋送走他之后，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码头。他站在码头上看了很久那艘法国商船，船上的货舱里装满了葡萄酒，一排排木箱码得整整齐齐，贴着“波尔多原装“的标签。那些酒即将被运往广州、厦门、上海，卖给那些追捧洋货的富商和官员，一瓶酒的价格，抵得上一个中国农户半年的收入。

    张振勋想，战争期间，法国葡萄酒大量倾销到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法国人用他们的酒来换我们的银子，一船酒过来，几船银子回去。这桩买卖，我们亏得厉害。法国人用炮舰开了中国的门，又用他们的酒来灌中国的喉咙——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他忽然又想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