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有些话不必说出来，放在心里比说出来更重。他只是蹲下身，用手在那片荒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坑，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袋——里面装着他在莱茵高收集的雷司令幼藤的枝条。

    他把枝条插进坑里，覆上土，用手掌轻轻压实。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

    “走吧，“他说，“去找那个人。倪维斯先生留下的园子和资料——我要全部找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振勋把烟台周边的每个村子都走遍了。

    他在福山找到了倪维斯夫妇留下的完整栽培记录——从品种引进日期到每年采收的糖度数据，从病虫害防治方法到发酵配方的改良过程，全部用英文工工整整地记在几本厚册子里。那些册子被压在教堂旧楼的木箱底下，落满了灰，书页泛黄，可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他在蓬莱遇见了一个老果农，姓王，七十多岁了，是倪维斯当年的学徒。老王头听说有人要来种葡萄，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有了光，拉着张振勋的袖子说了一下午的话——“倪维斯先生说过，咱们烟台的土比法国的好！他那时候酿出来的酒，请洋人尝过，都说好！就是可惜啊，他走了，没人接着干——“

    张振勋握着老王头枯树皮一样的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大爷，您还种得动吗？“

    老王头拍了拍胸脯：“种得动！我就是腿脚慢了，手还能动。你只管来，我教你。“

    他在烟台一共待了四十五天。每天清晨起来看土，上午走访乡邻，下午翻看倪维斯的旧笔记，晚上在油灯下把这一天的收获整理成文字。他画了详细的地形图，标注了土壤采样点的位置和酸碱度，预估了不同坡地的日照时长和排水路径。他把全部资料收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

    “烟台东郊，近海坡地。土质砂壤含石灰，气候温和多海风。极宜葡萄生长。拟购地八百亩，建立酿酒工坊。“

    他把信封锁进铁皮箱，跟那些从欧洲带回来的笔记、手稿、种苗放在一起。那个铁皮箱越来越沉了，可他知道，箱子里装的不再只是“想法“，而是“方案“了——每一步都有根有据，每笔钱都有了去处，每个来年都有了盼头。

    一个月后，张振勋再次来到天津。

    这一次他没有去总督府候客厅。他托人递了一封信给李鸿章，信里只有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了几行字：

    “中堂大人阁下：

    前月呈文，未蒙面示。草民自南洋归来，欲以实业报国，于烟台试种葡萄、兴办酒厂。此事于洋务无大碍，于民生有小补。中堂若得闲，愿当面陈其详。若不得闲，草民亦自行其事，不敢叨扰。

    ——张振勋 谨上“

    信送出去第三天，回信来了。不是总督府的公文纸，是一张便笺，上面只写了六个字，笔力遒劲：

    “三日后，午后，来。“

    张振勋把便笺看了两遍，折好收起来。老汤在旁边高兴得直搓手：“掌柜的！李鸿章要见您了！“

    张振勋没有笑。他看着窗外的天津城——车水马龙，洋楼林立，各国租界的旗帜在风里飘着。这座城比烟台繁华一百倍，可他心里已经装不下这些了。他心里只有那片山坡，那片面朝大海的、长满了野草的荒地，和他插下去的那根雷司令枝条。

    三天后，他准时到了总督府。这一回，那扇雕花的门开了。

    李鸿章坐在太师椅上，比张振勋想象中老得多。六十多岁的人了，背有些驼，眼袋很深，可那双眼睛抬起来看人的时候，依然锐利得像两把刀。他看了张振勋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张振勋坐下，把随身带来的材料放在膝上，等着他发问。

    李鸿章没有看那些材料。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你那个酒厂，打算投多少银子？“

    “三百万银元。分三年投入。“

    “三年。“李鸿章把茶碗放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三年才能出酒？“

    “葡萄种下去第三年挂果，第五年才能酿出稳定品质的酒。“

    “那你前五年都是往里砸钱，一分进账都没有？“

    “是。“

    李鸿章沉默了。他看着张振勋，目光里的锐利渐渐退了一些，换了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在估量一个不太常见的东西的神情。“你一个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的人，不会算不过这笔账。五年不赚钱的事，你为什么要做？“

    张振勋迎着那道目光，没有躲闪。他想起波尔多的皮埃尔庄主说过的那句话：“愿意等十年才看到结果的人不多了。“他想起莱茵高的施密特蹲在葡萄园里说：“葡萄到了新地方，头几年会想家。“他想起巴达维亚法国领事馆里，马尔尚那张涂了蜜的笑脸后面藏着的那句“你们中国酿不出好酒“。

    “中堂大人，“他说，“我在南洋赚了很多钱。可那些钱挣得再多，也是替洋人搬银子。我回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