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了什么？“

    张振勋想了一会儿。很多话在舌尖上转了一圈，又咽了回去——他不能跟一个朝廷重臣说“朝廷不自强我们在外头就是肥肉“，不能说他看见福建水师的残骸漂在闽江口的时候如何一夜无眠，不能说“中法战争的时候，南洋华商捐了将近两百万两银子。那些钱，是码头扛包的、种园的、摆摊的，一个一个铜板凑出来的。他们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给朝廷打洋鬼子，可仗打完了，越南还是法国人的“，不能说他站在倪维斯先生的荒园里摸着老藤的时候心里涌上来的那股热流是“不甘心“。那些话太直了、太重了，不该在这一刻说出来。

    他只说了一句：“为了以后华人喝自己的酒的时候，能抬着头。“

    李鸿章看着他，久久没有说话。窗外的日光透过格子窗洒进来，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分明。他忽然伸手从桌上拿起张振勋那份呈文，翻到最后一页，在上面批了一行字，然后递了回来。

    张振勋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

    “准。着地方官协助办理。“

    六个字。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慷慨的勉励。可张振勋握着那张纸，忽然觉得这六个字比三百万银元还重。这是他从天津那扇关着的门走到这扇开着的门之间，所有的奔波、冷遇、等待、不甘——换来的六个字。

    他站起来，躬身作了一揖。“谢中堂。“

    李鸿章摆了摆手，不再看他。“去吧。把酒酿出来，比什么都强。“

    张振勋退出门去。总督府的门在他身后重新合上了，可这一回，他没有回头。他快步走下台阶，老汤迎上来：“掌柜的？“

    张振勋把那张批了字的呈文举起来，让老汤看了一眼。老汤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笑了，笑得像过年。“成了！掌柜的，我们成了！“

    张振勋把呈文收进怀里，贴着那枚雍正通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回烟台。“他说，声音里有一种被压得很深的欢喜，不张扬，可实在，“我们去买地、搭棚、招人。明年春天，第一根藤就要落土。“

    他上了马车，朝天津码头去了。车窗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麦子正在抽穗，绿油油的，风吹过来，翻出一层一层的波浪。他靠在车壁上，看着那片田野从眼前流过，心里盘算着：烟台、葡萄园、工坊、发酵罐、橡木桶、酿酒师——每一个词都像一粒种子，等着被埋进土里。

    马车滚滚向前，载着他和他满心的图纸与盘算，朝着那片海、那片坡、那片将被开垦成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庄园的荒地去了。

    在烟台的东海岸，他插下去的那根雷司令枝条已经在这个初夏发了新芽。海风每天从南边吹过来，带着盐、带着光，吹过那片还没有被开垦的坡地，吹过那根纤细的、正在努力把根扎进陌生土层的幼藤。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它将要结出的果实会被装进什么样的瓶子里、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运到什么样的远方去。它只知道一件事——

    春天来了。该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