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客家石匠，十来个从南洋带来的老伙计，朱月芝，大儿子张应郎，二儿子张彬郎，黄阿福、老汤、园艺师施密特，还有几个从周围村子里凑来的杂工，犹犹豫豫地站在人群外面，手里攥着铁锹，不知道该往哪里挖。

    张振勋站在人群正中，面前是一块用石灰画好的长方形地界，长宽各三丈，那是酒窖入口的位置，他要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酒窖。他在欧洲看到的那些酒窖大都建在地下，深三五米，拱顶石砌，常年恒温恒湿，冬暖夏凉，是葡萄酒陈年的最佳场所。烟台的气候春秋温和，但夏天有湿热、冬天有干冷，地上温度起伏太大，葡萄酒要想陈出好味道，必须有一个稳定而深幽的地下空间。所以整个酒窖的位置靠近海边，深处低于海平面，光设计就用了大半年时间。

    酒窖地上入口位置的四角插了四面小旗，红旗、黄旗、蓝旗、白旗，是他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插在南洋的码头上是给船指路的，插在烟台的山坡上，是给土地看的。

    他举起镐头，高高地抡过头顶，然后用力砸下去。镐头扎进土里，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土是砂质的，不算硬，可底下有碎石，镐头碰上去擦出一串火星。他拔出来，又砸了第二下，第三下。三下之后他把镐头递给旁边的阿丙叔，拍了拍手上的土，朝众人说了一句：

    “开工。“

    那一天，坡上响起了铁镐敲击石头的声音、铁锹铲土的声响、号子声、吆喝声，混在一起，从清晨一直响到日头落山。收工的时候，地上已经挖出了一个半人深的方形基坑，坑底堆着挖出来的碎石和草根，坑边的土垒了两尺高的堆。张振勋蹲在坑沿上往下看，夕阳正好沉到坑口的位置，把坑底的碎石照得血红。

    他看了很久。这片地，从他第一次站在码头上望见它，到今天第一镐头落下去，中间隔了将近两年。那些在欧洲翻过的书、在北风里蹲过的葡萄园、在法国领事馆咽下的那口气、在天津候客厅里冷掉的茶——如今都落进这方浅浅的土坑里了，变成镐头带出的碎石和泥土，实实在在的，不虚不浮的。

    “掌柜的，“老汤从坑边探头下来，“该回去了。天快黑了。“

    张振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先回。我再站一会儿。“

    老汤走了。坡上安静下来，只剩晚风、虫鸣和他自己的呼吸声。他站在坑边上，看着脚下的泥土，忽然觉得这片地像个正在被翻开的账本，每一页都是空白的，等着他往上面写字。那字会是葡萄藤的样子、酒窖的样子、酒瓶上标签的样子——可他此刻还看不见那些字的全貌，只看见第一笔已经划下去了。

    他蹲下来，从坑边捡了一块碎石，在手里掂了掂。石头很沉，棱角分明，是石灰岩的碎块。他用拇指摩挲着石头的表面，粗糙而坚实。

    “三百年。“他轻声说了一句，像在对脚下的土地说话，又像在对那些还没被种下去的藤说话。“你等我三百年。我等你一季一季地长。“

    他把石头放回坑里，转身朝坡下走去。身后那方基坑在暮色里渐渐暗下去，像个初具雏形的梦，等着被时间一点一点填满。

    施工到第二个月，当地来了几个看热闹的官员。

    带头的是一位候补知县姓赵，三十来岁，白净脸皮，穿着一件簇新的天青色官袍，袖口卷着，手里摇着一把折扇，站在坡下仰着头往上看。他看了一会儿，扭头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便笑了一笑。那笑声顺着坡面传上来，不大，可够刺耳。

    张振勋正在工地上查看石料，听见笑声抬起头来，看见坡下那几顶青纱小帽，便放下手里的石头，拍拍手上的灰，走了下去。走到近前，拱了拱手：“赵大人，有何见教？“

    赵知县没想到他会下来，有些意外，收起了折扇在掌心里拍了两拍，笑道：“张先生，本官只是路过，听说你这儿在挖大窖，来看看热闹。“

    他又望了一眼坡上正在忙碌的工匠——赤膊的客家石匠们正喊着号子抬一块条石，汗水在背上亮晶晶地淌着——

    然后摇了摇头，用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说：“张先生啊，你一个南洋大商人，在海外赚了那么多钱，不回广东建宅子、不置田产，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挖地？“他拍了拍自己的官袍下摆，像是怕沾上灰似的退了一步，“本官劝你一句，这地方穷山恶水，种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这些银子，怕是要打水漂咯。“

    旁边的几个随从附合着笑了几声。那笑声又轻又飘，像风吹过破了的纸窗户。

    张振勋站在那里，没有笑。他看着赵知县的脸，目光平静得像在算一笔账。“赵大人，您觉得我是在烧钱？“

    赵知县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把折扇又抖开来扇了两下：“哎呀，不是本官说丧气话，实在是——你看这地，草都不肯好好长，能长什么葡萄？“

    张振勋点了点头，没有争辩。他只是朝坡上正在施工的基坑看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用一种跟生意对手谈条件时的语气说了一句：

    “赵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