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您再来。到时候您如果还这么说——我张振勋当着您的面把这窖填平，回南洋去，再也不回来。“

    赵知县愣了一下。他原以为这个南洋商人会低声下气地求他“大人多关照“，或者慷慨激昂地讲一番大道理，没想到就硬邦邦地抛了这么一句话出来。他端着官架子还想再说什么，可见张振勋已经转身朝坡上走去了，便讪讪地收了扇子，带着随从走了。

    张振勋没有回头。他走到坑边，阿丙叔和儿子正蹲在那里用尺子量石块的尺寸，见他来了，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那官儿说什么了？“

    “说我是烧钱。“

    阿丙叔哼了一声，把尺子收起来，拍了拍那条刚砌好的石缝。“烧不烧钱，十年后才知道。可这石头垒得实不实在，我现在就知道。“他用指节叩了叩石面，发出一声沉实的回响，“你放心吧。这窖垮不了。“

    张振勋蹲下来，跟他一起看着那条新砌的石缝。石灰浆还没干透，泛着湿润的灰色，石块的棱角被凿得齐整，一块挨一块，严丝合缝。他的手在粗糙的石面上摸过去，感觉到石头的凉意和硬度，那凉意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让人安心。

    “阿丙叔，“他说，“慢慢砌。不赶工期。我要的是三百年不塌的窖。“

    阿丙叔往嘴里塞了一根烟管，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一团白雾。“三百年？“他眯着眼透过烟雾看了看头顶的天，“那我砌的石头，要比我的骨头还硬才行。“

    “所以才请你来。“

    阿丙叔没有再说话，只是笑了笑，磕了磕烟灰，又重新拿起凿子和锤子，对着下一块石头比画起来。叮叮当当的凿击声在基坑里回荡开来，清脆而规律，像一首只有石匠才听得懂的曲子。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秋天的时候，酒窖的拱顶合拢了。

    那是一天下午，最后一块拱顶石被十几个石匠合力抬上了脚手架，用麻绳和滑轮一寸一寸地吊到七米高的位置。阿丙叔站在最顶上，亲自扶着那块石头，把它嵌进拱顶的最后一道缺口里。石头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像一座钟被敲了一下，余音在空荡荡的基坑里嗡嗡地回旋了很久。

    阿丙叔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满头是汗，后背的衣裳全湿透了。他站在坑底仰头看着那道完整的拱券——青灰色的条石一块挨着一块，从两侧的墙壁向上收拢，在最顶端汇成一道完美的弧线。阳光从拱顶上方预留的天窗漏下来，一束光打在正中间的地面上，把整个窖底照得朦朦胧胧的，像一座被埋在地底的老教堂。

    “成了。“阿丙叔说。他很少说“成了“这两个字。在大埔垒了一辈子的土楼，每次完工了他都只是拍拍手上的灰说“好了“。“成了“是头一回。

    张振勋也在坑底。他从天窗漏下来的那束光里走过去，走到阿丙叔身边，跟他一起仰着头看那道拱顶。石头是凉的，光从上面照下来，把石缝里的石灰浆照成一种温润的牙白色。风从预留的通风口里灌进来，带着地底特有的、潮湿而清凉的气息，轻轻拂过两个人的脸。

    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脚下的地。地面还没有铺砖，是压实的原土，带着潮气和草根的残留。他摸了一会儿，站起来，转身看着那道拱门——拱门也是石头垒的，半圆形的，像一座城堡的入口。门洞里面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可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这黑暗将要在未来的某一天，被一排一排的橡木桶填满，每个桶里都装着红色的液体，那液体要在这些恒温恒湿的黑暗里安安静静地待上三年、五年、十年，等着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烟台的雨已经下了三天，张振勋在张裕公司的办公室里正和朱月芝、张应郎、张彬郎商议着如何将南洋的资金逐步转回国内，扩大对国内的投资。

    “掌柜的，不好了！“突然，门被老汤撞开，他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酒窖，酒窖塌了....“

    张振勋立马赶到酒窖，从石拱门往里看，隐约可见塌了半边的坑壁——泥水裹着碎石灌进了才刚封顶的酒窖。入口处的工匠说”今早，有工匠发现窖顶渗水，阿丙叔立马过来检查，没想到突然就塌了，他推开张成卿，自己的左肩被生生砸脱了臼。”

    这时，其他工人，正在把几个被石头砸伤了腿的工匠往外挪。张振勋急了，要冲进酒窖里。张彬郎和老汤连忙拉着，“里面危险不能进去！”

    张振勋甩开他们，头也不回地冲进酒窖里。

    酒窖里乱成一锅粥，阿丙叔用变了调的声音，紧张的叫着，指挥着工人们用木梁、木架加固还没有坍塌的窖顶，张成卿贴在他身旁正用自己脱下的衣服帮他包起脱臼的手。

    看到张振勋，阿丙叔脸色蜡黄，一脸愧疚在念叨：“地底的暗渠没挖够……是我大意了……“

    看到阿丙叔，张振勋松了口气，扶着他没受伤的手，”酒窖塌了可再建起来，人在就好！”

    后来，阿丙叔回了大埔养伤，由张成卿接手修窖，阿丙叔让儿子记住“——拱顶的石缝，要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