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振勋没有笑。他转身看着整面坡——几百亩的葡萄藤在春风里微微摆动，每一排都在抽新芽，每一株都在往高了长。三年了。从买地、开荒、砌窖、引种，到如今第一批花开了，中间砸进去的银元、熬过的夜、咽下去的气，都在这一刻变得轻了。他伸手摸了摸那串花苞，指尖碰上去的时候感觉到一丝微凉和柔软，像触到了某种极脆弱又极坚韧的生命正在努力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他忽然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就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与此刻连到一起。此刻花开，是他等了半辈子才等来的事情。

    “走吧，“他说，“下山。今晚让厨房加两个菜，给工人们喝一盅。“

    那天晚上工坊里摆了十几桌酒。客家的石匠、山东的农工、南洋跟过来的老伙计，几十号人围坐在长条木桌旁边，猜拳的、说笑的、唱山歌的，闹成了一锅粥。张振勋坐在主位上，端着酒碗跟每一个人碰。酒是烟台本地的地瓜烧，烈，冲，一入口像吞了一团火。他喝了不少，脸喝了通红了，可眼睛是亮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坐在他旁边，都往碗里又斟满了，老汤说“掌柜的，这花开了，果就不远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家的葡萄吃了。“

    施密特说“这葡萄，你倒不一定吃得惯！”

    众人大笑........

    张振勋把碗端起来，仰头干了。酒液从喉咙烧下去，把胸腔里那些积累了太久的潮湿和焦灼全烧干了。他放下碗，朝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被周围的喧闹盖过去了一半，可坐在他最近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都听见了：“三年了。没白等。“

    可是那场劫难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在泥土底下穿了三年鞋的鬼。

    1897年秋天，第一批葡萄挂了果。果穗不大，粒也小，可颜色是正的——雷司令泛着青黄的光，赤霞珠挂着一层薄薄的果霜，在太阳底下泛着幽蓝。张振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酸得他眼睛眯了一下，可是酸里面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来的、春天的一缕回音。他把那一粒葡萄在舌尖上含了很久，才舍得咽下去。

    可也是那个秋天，最先出事的是靠近河沟那一片的赤霞珠。

    有个工人跑来报信的时候，张振勋和巴保正在酒窖里查看通风口的湿度。那工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煞白：“张先生！不好了！东边那片藤——叶子全黄了，有的都卷起来了！“

    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湿度计，快步上了坡。到了那片地头一看，他愣住了。三天前还绿油油的藤蔓，此刻像被什么东西从地底下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叶片发黄、卷曲、边缘焦枯，整株藤垂着头，枝条软塌塌地搭在铁丝架上，像一根被火燎过的绳子。

    施密特蹲下身子，正用手挖开一株藤根部的土。挖到三寸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根。

    张振勋也蹲了下去看，根须上布满了细小的、瘤状的突起，一粒一粒的，像癞蛤蟆的背。

    施密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些突起是硬的，可稍一用力就碎了，里面渗出一股浑浊的汁液。他又挖了旁边另一株，一样的。再挖一株，还是一样。他蹲在那里挖了七八株藤的根，手越挖越慢，挖到最后，他停了手，把沾满泥的手指放在眼前看了很久，指腹上黏着那些细小瘤块的残渣，黄褐色的，带着一丝腐烂的气味。

    张振勋站了起来，没有回头，朝坡下走去。那天他没有吃晚饭，一直和施密特在工棚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灯还亮着。老汤端了一锅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悄悄推了一条缝看进去，看见张振勋和施密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法国带回来的葡萄病害图谱，翻到“根瘤蚜“那一页，插图里画着显微镜下虫害根系的剖面图——一粒一粒的瘤状突起，密密麻麻，跟白天他挖出来的那些一模一样。他的手按在那一页上，指节微微泛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

    接下来的半个月，病害像瘟疫一样从河沟那片蔓延开来。

    先是东边的赤霞珠，然后往西走，雷司令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然后是品丽珠、白诗南、长相思……一个接一个，一片接一片。那些藤蔓在春天的晨光里曾经嫩绿得发亮的叶片，如今一片接一片地卷起来、枯下去、掉在地上。工人们拿着锄头和剪刀站在地头，不知道该砍还是该留。有人偷偷抹眼泪——那些藤是他们一株一株亲手种下去的，每株都浇过水、施过肥、绑过架，三年了，眼看着就要结果了。

    张振勋每天都在坡上走。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一个人走，不让人跟着。他走到哪一片地就在哪一片地里蹲下来，扒开土看那些根，用手摸那些瘤，然后站起来沉默地往前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后颈的皮肤松弛了下去，像一株被旱了太久的藤，水分正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掉。老汤远远看着他走过的背影，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谈笑间买下一家船务公司的张振勋，那个在法国领事馆里举着酒杯说“将来我要带着中国的葡萄酒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