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张振勋，此刻蹲在烟台东郊的荒坡上，手心里攥着一把烂掉的根，像攥着一把碎了的梦。

    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坡上走下来的时候，在工棚门口撞见了朱月芝。

    她是从巴达维亚赶来的。老汤私下写了信回去，没敢告诉张振勋。朱月芝的船到了烟台，没让人接，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到了工地上，走进工棚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海风的气息和旅途的尘埃。她看见张振勋的那一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瘦了太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陷进去了，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一倍，像一夜之间落了霜。

    “月芝“他叫她。

    “我来了。“她说，走过去，伸出手，握住了他的。那双手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了——指节粗了，掌心的茧厚了一层，指甲缝里嵌着干掉的泥。

    “我听说这边出事了。“

    “虫。“他说，声音干涩得像秋后的枯叶，“根瘤蚜。欧洲也闹过，毁了一半的园子。我们这儿也躲不过。“他把手从她掌心里抽出来，走到一旁，望着远处那片在暮色里暗下去的坡地。光一点一点地从那些葡萄藤上抽离，像从垂死的人身上一寸一寸地收回温度。“一百二十个品种，三年心血，几百万银子——可能全没了。“

    朱月芝走到他身后，没有碰他。她只是站在他肩后很近的地方，呼吸声均匀而轻。她等了一会儿，等到他的肩膀不像方才那样绷得那么紧了，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想放弃吗？“

    张振勋没有回答。

    “你要是想放弃，“她继续说，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他说一件已经商量定了的事情，“我就陪你回去。南洋那边的产业还在，我们回巴达维亚去，种咖啡，种烟草，种什么不行？一样过日子。“

    她停了一下。

    “可你要是还想撑——我就留下来帮你撑。“

    张振勋的背影在暮光里站了很久。远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沉下去，天从橘红变成暗紫，从暗紫变成深蓝，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那片巨大的绸缎一寸一寸地拉下来，盖住整片大地。他站在那片即将被夜色笼罩的坡地和工棚之间，站在放弃和撑下去之间，像站在一根极细的平衡木上。

    他转过身来，看着朱月芝。她的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光，像灯被风吹了一下，晃动了一下，然后稳住了。

    “不回去。“他说。声音哑，可那两个字里的东西是实的，“三年都种下去了。不能白种。“

    那天夜里，张振勋和施密特讨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张振勋把所有人叫到了工棚里。

    石匠、农工、杂役、账房，还有从巴达维亚跟过来的几个老伙计，挤了满满一屋子。张振勋站在最前面，面前的木桌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葡萄病害图谱，旁边是一张新写的清单——用毛笔写的，每一行都认真而清晰。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他说，“虫害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欧洲人当年遇上这事，死了一半的园子。可另一半活下来了。“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示意图——两条根，一条粗壮的、带瘤的，一条细瘦的、干净的，两条根被画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欧洲的葡萄藤，嫁接到美洲的葡萄根上。美洲的根天生不怕这种虫。嫁接好了，上面的藤照样长欧洲的果子，下面的根不怕病。“

    棚子里安静了一瞬，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嫁接？那是什么？把两根藤接在一起？“

    张振勋点头：“对。像给人换了双腿，身子还是原来的，可脚底板不怕扎了。这法子在欧洲已经用了十几年，有用。我们也得做。“

    “可是掌柜的，“老汤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来，“这法子我们谁也不会啊。嫁接、换根，这比盖窖垒石头难多了。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

    张振勋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那是他昨晚在灯下写好的，上面用英文写着收信地址——法国波尔多、奥地利维也纳。两封信，两个方向。“我请。欧洲有人懂这个。我去信请他们来。路费我出，报酬他们开。“

    他说完这句话，棚里的议论声更大了——请洋人到这穷山沟来？还是做从没做过的事？有人说“这个怕是行不通“，有人说“不如换个地儿重新种“。那些声音嗡嗡地混杂在一起，像夏天的蚊虫在耳边绕。

    张振勋没有打断他们，等那些声音渐渐低下去了，他才又开口。这一次他的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摁进泥里的桩子：

    “三年前我在这片坡上挖第一镐头的时候，有人笑我烧钱。我跟那人说十年后他会改口。如今才过了一半，我不能让这话变成一句空话。“

    他环顾了一圈满屋子的人，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经过，最后在角落里看朱月芝，没说话，可她的眼神让张振勋的心定了一些。那眼神里没有犹疑，只有“你说了算“四个字。

    “种葡萄，跟打仗一样，不怕输，怕的是还没打完就跑了。“他说，“这仗才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