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我还没跑。你们呢？“

    棚子里静了一息。张成卿，突然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东家没跑，我们跑什么。“

    另一个人说：“张先生，你说了算。你让挖我们就挖，你让接我们就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含混的、参差不齐的赞成，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整巢的蜜蜂都醒了。

    张振勋站在桌前，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接着干。“

    那一年冬天，烟台的海风特别冷。

    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巴保——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在十二月初先后到了烟台。杜瓦尔是个瘦高的中年人，须发皆红，鼻尖冻得通红，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我们先看地，再看根。“约瑟夫·巴保比他年轻许多，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会说磕磕绊绊的粤语——是他母亲教他的，虽然腔调生硬，可张振勋听了心里一热。两个人一到就换了靴子上了坡，蹲在地里挖了整整一天的根。

    那天收工的时候，杜瓦尔坐在工棚的火炉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说了三个字：“有得救。“

    他把挖回来的病根样本摆在桌上，用一根细针挑开瘤块的外壳，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那是一只比芝麻还小的、黄褐色的虫子，六条腿，触须极细，在纸上慢慢蠕动着。“根瘤蚜，“杜瓦尔说，“靠吸食葡萄根部的汁液为生。它在根上咬出伤口，分泌唾液，根就会长出瘤状组织来堵塞伤口，越堵越死，最后整株藤的营养输送全断了。“他用针尖轻轻拨了拨那只小虫，虫子翻了个身，六条腿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欧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大爆发，法国百分之四十的葡萄园毁了。后来美洲的砧木救了我们。“

    张振勋看着那只在纸上蠕动的小虫。它那么小，小到一根针尖就能把它碾碎，可它几乎毁掉了半个欧洲的葡萄藤。它在泥土底下，它看不见，摸不着，等你看见叶子黄了的时候，它已经在根上啃了三年了。

    “需要多久？“他问。

    “嫁接试验，最快一年见分晓。大面积推广，至少两年。“杜瓦尔把针放下，看了张振勋一眼，“而且前期的失败率会很高。十个嫁接点能活三四个就算不错了。“

    “钱不是问题。“张振勋说，“人够不够？“

    “你这里的人手，不够。“杜瓦尔摇了摇头，“需要专门培训嫁接工，每根藤都要手工接，一刀切偏了就废了。至少还要再加三四十个熟练工。“

    张振勋点了点头，转身对老汤说：“去招。工钱开双倍。山东本地找不够就从河北找，河北找不够就从河南找。只要肯学、手脚稳当的，全要。“

    接下来的两年，是张振勋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那片坡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千计的嫁接。嫁接工们蹲在藤架下面，用小刀把病株的根系以上齐齐切断，再把从美国进口的抗性砧木——那些来自美洲种葡萄的强壮根须——削成楔形，嵌进切口里，用麻线和蜡封好接口，然后埋进湿润的土里。每一个动作都精细得像钟表匠在修一只走慢了的老怀表，一毫一厘的偏差都意味着这根藤的死亡。

    第一次试验，三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不到八百株。

    杜瓦尔和施密特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每看到一根枯死的接穗就摇一摇头，用德语跟约瑟夫·巴保说几句什么。约瑟夫·巴保在一旁记着数据，脸色沉着，可手一直在微微地抖。张振勋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两千多株死去的藤被一株一株地拔出来、堆在田边，堆成一座小小的枯藤山。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又白费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走到那堆枯藤前面蹲下来，随手拿起一根，摸了摸接口处干枯的切面。

    “再接。“他说，然后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

    第二次试验，四千株嫁接藤，活下来一千五百株。

    杜瓦尔的眉头松了一些，可还是没有笑。“存活率还是不够。接口愈合期太长，冬天的低温会冻伤新生组织。明年得提前一个月做嫁接，让接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再入冬。“

    张振勋点头：“听你的。你说了算。“

    第三次试验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开始，五千株。这一次他们选了向阳的坡面做嫁接圃，给每株新接好的藤罩了草帘，早晚浇水，天冷的时候点火盆增温。嫁接工们轮班守着那片圃子，夜里也有人在田头打着手电筒一株一株地看。约瑟夫·巴保每天记录每一株的生长数据，从接口愈合程度到新芽萌发的角度到叶片展开的日期，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本册子。

    张振勋几乎把那片嫁接圃当成了家。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工棚。他的腰背在这两年里弯了一些，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走路的步子不像从前那么快了，可他的眼睛没有塌下去。那双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轮流吹了半辈子的眼睛里，有一种越来越沉的东西，像石头被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