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冲刷了很久，棱角磨平了，可质地更密了。

    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看见他蹲在一株刚接好的藤旁边，手里攥着一小截尺把长的细麻绳，正在一圈一圈地缠绕接口处的蜡封。他缠得很慢，每绕一圈就停下来看一看接口是否吻合，然后换一个角度再绕下一圈。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跟时间死磕的耐心，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不是跟那只小虫较劲，是跟“放弃“这两个字较劲。

    “月芝，“他头也没抬，“你看这一株，接口已经长出愈伤组织了。“

    朱月芝凑近看，接口处确实鼓起了一圈乳白色的、像嫩肉一样的组织，正在缓慢地包裹住嫁接的缝隙。那是活的证明。

    “会成的。“他说。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看见远处有一抹极淡的绿。那抹绿还很远，远到要再走很远才能走到它跟前，可它在那里，它没有消失过。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天，第三批嫁接藤出圃移栽的时候，存活率第一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那天杜瓦尔在圃子里抽查了一百株，活着的六十七株。他蹲在地上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摘掉手套，朝张振勋伸出了手。“恭喜你，张先生。你的园子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手指瘦硬而有力，带着长期握嫁接刀形成的厚茧。他的手也是那样的，两只手隔着三年的辛劳和等待握在一起，谁也没多说话。

    傍晚的时候，张振勋一个人又上了坡。夕阳正好从西边照过来，把整面坡染成一片温柔的金红色。经过三年反复嫁接、补种、淘汰、再试，坡上的藤已经重新站起来了——比三年前少了一些品种，淘汰了那些最脆弱的，留下了二十多个最适应烟台风土的；可剩下的那些株株都站得很稳，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翻动着，像一面一面小旗在替他宣布什么消息。他走到最早嫁接成功的那一排雷司令前面，蹲下来，用手扒开根部的浮土，露出嫁接口的位置。

    那道接口已经长合了。伤疤还在，是一圈凸起的、颜色稍深的环形组织，像一只手腕上戴了很久的镯子留下的印痕。可它愈合了，上下两截原本来自不同大陆的植物组织，此刻已经长成了一体，彼此输送着水分和养分，相互依存，谁也分不开谁了。

    他想起三年前蹲在这片坡上挖出第一株病根时的那种感觉，像从胸腔里被掏走了一大块东西。如今那块东西又长回来了——不是原来的那块，是一块新的，带着伤疤的，可活着，而且是好好地活着。他把土重新盖回去，轻轻压实，然后站起来，从内袋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在他掌心里是温热的，边缘被他摸了太多次，已经磨得光滑圆润，像一枚被海水冲了很久的石子。他攥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话，又把它放回了怀里。

    远处海面上的晚霞正在慢慢褪去，天从橘红变成淡紫，从淡紫变成灰蓝，最后的余晖在海平线上收成一道细细的金线，然后又消失了。可他不急。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从海面上升起来，照在这片坡上，照在那些带着伤疤的藤上，照在地底下七米深的那座酒窖的拱顶上。那窖三年前就砌好了，等了三年的酒还没进去，可它还会继续等下去——等那些藤把根扎得更深一些，等果子更饱满一些，等酿出来的第一滴酒落进橡木桶里，在它怀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它该待的那些年。

    他转身朝坡下走去。步子比三年前慢了一些，可每一步都踩在扎实的土地上，不虚不浮，不慌不忙。身后那片正在重新活过来的山坡在暮色里安静地站着，一千亩藤蔓在晚风里轻轻地摇，像一整片大地正在从一场漫长的病中缓慢地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