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再次进京的时候，街巷还没有从战乱中完全缓过神来。东交民巷一带的残垣断壁还没有清理干净，烧焦的木梁横在路边，被雪覆了一半，露出炭黑的截面，像一排被拔光了牙的牙床。各国公使馆门前重新挂起了旗帜，旗面在冬风里哗啦啦地响着，颜色鲜艳得像在刻意遗忘什么。张振勋的马车从那些旗子下面经过，车帘掀了一条缝，他看见一面法国三色旗的旗角卷了一下又松开，那红白蓝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

    他放下车帘，靠在座垫上。这次进京不是为了送酒。庚子之变之后，清廷终于开始认真推行“新政“。戊戌年没做成的事，如今在洋人的枪炮和条约的逼迫下，不得不做了。废科举、办新学、练新军、设商部——几道圣旨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张振勋怀里揣着一封信，是盛宣怀一个月前从上海寄来的，信里只有一段话：“新政将行，朝廷欲委南洋商务大臣之职于兄，考察外埠商务，联络华侨归国投资。此职虽虚，然可借朝廷之名行事，比商人身份更便于周旋。同时任一实职：粤汉铁路总办。兄意如何？“

    他没有立刻回信。在烟台办公室的桌前坐了一个下午，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粤汉铁路总办……“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然后提笔写了三个字：“愿意去。“他不是想当官。他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知道官帽和商帽的区别——官帽看着沉，其实轻；商帽看着轻，可撑着它的是真金白银和日夜不息的运转。

    可盛宣怀的话说得对，“借朝廷之名行事“，这个名头比他张振勋三个字好用。在清廷的地盘上开铁路、办工厂、跟地方官打交道，没有一顶官帽顶着，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他想起几年前在天津总督府候客厅里那些冷掉的茶，想起那份呈文被幕僚漫不经心接过去时蹭过纸面的、迅速而轻飘的指腹。

    他不想再喝冷茶了。

    任命状到烟台的那天是个雪天。内阁发来的公文用了黄绫封套，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张振勋接过来的时候手上沾了雪水，在黄绫上洇开了一个浅色的印子。他擦了擦手才拆开看，里面的文字他一字不落地读完了，然后合上，搁在桌上，对老汤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我是朝廷里有官位的人了。“

    老汤站在门口，雪粒子从门缝里吹进来，落在他的肩头上。他搓了搓手，脸上是那种想笑又不太敢笑的表情：“掌柜的……不对，大人——“

    “还是叫掌柜的。“张振勋把那卷黄绫放回木匣里，合上盖子。“大人多了去了。掌柜的只有我一个。“

    光绪二十八年春，广州。

    紧接着下来的差事是粤汉铁路总办。盛宣怀在电报里说得轻巧：“铁路乃新政要务，兄于南洋主持过船务，此事当不在话下。“张振勋看完电报，笑了。船务和铁路，隔着一整片太平洋。可他没有推辞——广东是他的老家，从广州到汉口的铁路修通了，粤北、湘南那些山窝窝里的乡亲就能把东西运出来，就能少受几分穷。他在南洋挣了那么多年的钱，钱放在账上只是数字，放在铁路线上就是路。路通了，银子才能流到那些该流的地方去。

    广三铁路的起点在珠江边，终点在佛山三水，全长不过一百多里。在清廷规划的那些铁路线路里，它算不上什么大工程——粤汉铁路的延长线之一，一条支线而已。可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这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由华侨资本投资建设的铁路——资金从南洋华商那里募集，工程由中国人主持，没有向洋人借一分钱。

    开工那天，张振勋站在珠江边的一片荒地上。面前是一条刚刚划定的路线，路基的轮廓已经用石灰线标出来了，白花花的两道线，在早春的泥地上弯弯曲曲地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些绿蒙蒙的山丘之间。旁边站着一群穿官服的人——广州府的知府、南海县的知县、粤海关的几个道员——他们手里端着茶盏，脸上挂着笑容，可那些笑容在张振勋看来，像浮在泥水上的油花。

    “张大人，“广州知府凑过来，拱了拱手，“这条铁路可是咱们广东的头一桩侨资大工程，朝廷看着呢，百姓也看着呢。您可要把把稳了。“

    张振勋朝他拱了拱手：“承知府大人吉言。“

    那几个官员又寒暄了几句便散了。张振勋独自站在石灰线边上，看着那条即将铺下铁轨的土路。线在泥地上画得分明，可跨过那条线之后是什么，他无法一桩桩都算明白。他在广州城里借用了一间旧衙门改的办公室，把广三铁路的图纸铺满了整面墙，又在地图桌上摊开了另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条从广州到汉口的虚线——那是还没开工的主线。那条虚线的长度是广三线的十倍都不止，要穿过南岭、跨过湘江、经过岳阳和武昌。

    他在这张图前面站了很久，心里有一笔算不清的账。那笔账记的不是银元，而是一个人一生能修多长的路。从烟台到广州两千多里，从广州到汉口一千多里，中间隔着无数个他以前只在地图上见过、从未真正涉足的地名。他想：如果那些地名里每一个地方都能通上火车，那么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或许就不必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