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了笑，那笑容有些拘谨，像是在陌生的房间里和初相识的人打招呼一样——客气地领了，却不知道该怎么接。“阿爸，您老了许多。“

    张振勋回了个笑容，转身走回书房，边走边说“休息一下，晚上一起吃顿饭。”

    老汤跟在张振勋背后，看得清楚，这俩根本不像父子，更像一个老玉匠，反复地掂量着手中的玉块，在无数次冷热交替中，观察着等待着，到底玉块露出的是冰裂还是温脂的本性。

    张应郎在烟台的头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跟张振勋在办公司里坐一个时辰。

    不是闲聊，是看账本。张振勋把裕和行、张裕酒厂和广三铁路的账目各拿了一部分出来，摊在桌上，让张应郎看，看完了他问。张应郎翻得很快，那些账页在他手底下刷刷地响着，铅笔在纸边画下的批注比张振勋预想中多一些。他看完一页就问一句：“这笔运输费为什么走的是杂项？““这个人情账怎么没有合同？““那个南洋的股东分红为什么用手写收据？“

    张振勋坐在对面端着茶碗，一碗茶喝到凉了也没喝几口。他听着张应郎的问话，心里在盘算另一件事——这孩子的眼睛跟他不一样。张振勋的眼睛看账的时候是先看人情再看数字的，谁跟谁的关系近、谁欠着谁的情、谁的信誉值不值得赊账，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数字的背面浮动着，他扫一眼就能摸到它们的轮廓。可张应郎的眼睛是另一副，他的目光像一把尺子，平平地、直直地切过去，切到的是条款、边界、权责和必须写进纸面才能算数的东西。两种看法没有高下，可它们中间隔着一道沟，沟底下是三十年南洋商海和十年英式学堂之间的落差，深得看不见底。

    有一天傍晚，张应郎合上一本账册，放回桌上，忽然说了一句话：“阿爸，您这样经营，太靠人了。“

    张振勋端着茶碗的手停了一下。

    “您靠的是''谁跟您熟''、''谁信得过您''。可这些人会老、会死、会变。南洋那些老叔父们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儿子跟我们不熟。到那时候，靠什么？“张应郎指了指桌上那本被他翻卷了角的账册，“靠写下来的东西。合同、章程、股权凭证。谁签字谁认账，不认了就上法庭。这比靠交情牢靠。“

    张振勋放下茶碗。碗底磕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洋人那套，你学了多少？“

    “我在槟城学了十年。不只是书本上的——我在英国人的商行里干过两年。他们的人事任免、采购招标、股权分配、利润核算，全有章可循。一个人走了，下一个人翻开档案就能接着干。我们这边——“他看了看张振勋的手，那双手上还留着中午在葡萄园里修剪枝条时沾的泥痕，“——您走一趟欧洲，全厂就停半个月。您哪天不在了——“

    “住口。“

    那两个字是忽然崩出来的，不响，可是每个字都带着一种紧绷的、像弓弦被拉到极限的震颤。张应郎的嘴立刻闭上了。办公室里安静下来，能听见窗外秋虫的鸣叫，连绵而细密，像一层薄薄的针尖扎在布面上。

    张振勋看了他很久。那张年轻的脸在油灯光里被切成明暗两半，一半是热的，一半是冷的，可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太熟悉的东西——他年轻时也有过。那是“我觉得我比你懂得更多“的眼神，是儿子对父亲说“您那套老了“的时候最锋利的那一瞬。

    “你继续说。“张振勋的声音恢复了平稳，把茶碗端起来重新喝了一口。茶已经完全凉了，他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微微动了一下。“把你心里想的都说出来。“

    张应郎张了张嘴，犹豫了片刻，然后一口气说了出来：“我想把裕和行的管理结构改一改。先试点槟城那边的业务。从账目公开开始，每个股东每个季度都能看到完整的经营情况。然后建立内部审核制度，任何人经手的账都要有第二个人复核。最后是合同标准化——所有跟欧洲客户的合约，必须使用双语版本，纠纷解决条款明确约定仲裁地。“他说得很流畅，像是在心里已经排练过很多次了，每一句都带着一种被反复打磨过的笃定。

    张振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你已经替我做主了。“

    “没有。“张应郎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我是来跟您商量的。“

    “商量？“张振勋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你刚才说的每一条，都是你已经定了的事情。你来找我，不是商量，是告知吧。“

    张应郎张了张嘴，想辩驳，可那句话卡在喉咙里没出来。他看着父亲的背影——那背影在窗前的暮光里微微弓着，比去年又老了一些，肩胛骨的轮廓在薄薄的布衫下面凸出来，像两根被磨损了的犁辕。他忽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些话说得太快了，像一把没磨好刃的刀，还没来得及看清要切什么就挥了出去。

    “阿爸，“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张振勋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没有怒意，只有一种被磨平了棱角的、像旧石阶一样的沉静。“你是什么想法，我都知道了。你先在烟台待着，多看、多听。南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