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她在他喝汤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天下午的答辩稿第三页有一段不太通顺，我帮你改过了。

    他说好，然后继续喝汤。

    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后来她不再做味噌汤了。

    他也没有问为什么。

    他以为自己赢了——不用每天早上面对一个自己配不上的女人，不用在看到她的笑容时想起自己现在所坐的每一张椅子都是她父亲替他搬过来的。

    但那天她在楼梯上扇了他一巴掌，说“这是我的房子”，他站在楼梯口按着发烫的脸颊，忽然发现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

    这栋宅邸的产权证上写的是花山院玲子的名字。

    外面那些替他办事的人，大部分是她替他打点好的。

    他这几年越来越怠慢花山院家的事，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在乎得太多了。

    每一次替花山院家做事，他都会想起自己当年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跪坐在花山院老先生面前，把那份婚前协议从头读到尾，每一个条款都用的是“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句式。

    甲方是花山院家，乙方是他。

    所以他在外面养了宫本理莎，因为理莎看他的眼神从来不让他觉得自己是被施舍的一方。

    他没有把这些念头说出口过，哪怕现在也一样。

    他也不允许自己去想那个最恶心最让他无法承受的可能性——玲子是不是跟龙崎真有什么关系。

    每次这个念头想从后脑勺某个角落浮上来，他就把它按下去，反复地按，象一个在暴风雨里用全身重量压住舱盖的水手。

    他不敢想，因为如果那是真的，他过去二十多年在花山院家所有努力维持的尊严——不管那些尊严有多脆弱有多虚伪——都会在那个瞬间彻底碎掉。

    他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对象。

    他不能打玲子，不能骂龙崎真，不能当着秘书组的面失态。

    他把所有的怒火重新聚集在一起，找到唯一一个可以承受这一切的对象。

    他握紧话筒，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柴山咆哮起来，声音大得连走廊外面大概都能听见。

    他的嘴唇在轻微地发抖，手指把话筒攥得指节发白。

    骂到后面那些句子已经不太连贯了，更象是把所有积压的情绪一股脑地往柴山身上倾倒。

    从昨晚玲子打给他的那通电话开始，到今早柴山唯唯诺诺的口气，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每一次在花山院家那些人面前强撑体面时的屈辱——所有这些情绪混在一起，被压缩成一段逻辑碎裂的、铺天盖地的痛骂。

    他骂他是个废物，骂他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骂他在警署干了十几年连一个刚被抓进来的外地人都看不住，骂他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把他从世田谷派出所的巡警岗调到了港区警署副署长的位子上。

    柴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话筒拿远了一点。

    窗外的晨雾还没散干净，对面的写字楼玻璃幕墙上映着一层灰蒙蒙的天光。

    他没有回嘴，脸上的表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变化——不是平静，是阴沉。

    他握话筒的那只手，指节已经捏得发白，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起来，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多馀的声音。

    任谁被这么辱骂都不会好受。

    他在警署干了快三十年，从世田谷派出所的小巡警一步步往上爬，靠的是自己咬着牙破了七个连环盗窃案、在一次警视厅内部通报中被列为年度优秀警员才换来第一次晋升机会。

    那次表彰会上九条玲子正好坐在前排，她是那届警民合作基金会的联合主席。

    他能当上港区警署的副署长确实有夫人的运作在里面，但在他还不是副署长之前，在他还是世田谷派出所一个只配骑自行车巡逻的巡警时，他已经是全世田谷区破案率最高的刑警了。

    他是靠自己把那些案子破了，才能站到九条玲子面前让她看到他的履历。

    而电话里这个人从出生第一天起就不知道什么叫自己争气——他的议员席位是花山院家拿钱砸出来的，他所有的政治资源都靠夫人的关系网替他张罗，连他每天站在国会大楼门口对着记者摆拍时笑得多自信，都是夫人替他事先排练过。

    九条正宗发泄完了。

    他把话筒用力摔在座机上，动作大得把旁边一只钢笔震得从笔架上滚下来，落在桌面上弹了两下。

    然后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用手指把被自己抓乱的头发往后拢了拢。

    他需要去找玲子，当面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晚她半夜给柴山打电话放人，今天她大概还在这栋宅邸里——应该是刚起床、在起居室喝茶或者摆弄她那些花草。

    他推开书房的门，皮鞋踩在橡木走廊上发出很沉的脚步声，每一步都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