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重新理了理。

    她的动作很轻很柔，象是在抚摸一只还没断奶的小猫。

    “爸爸忙。

    不过他说了，下次来一定给你带新的蜡笔，还有你上次跟他说的那个画册。”

    真由把脸从小兔子身上抬起来，眼睛又亮了起来。

    “真的吗。

    是松本老师推荐的那本吗，里面有好多动物插画的那个，爸爸真的记得吗。”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充满期待，但最后一句话的重音没有放在“真的”上，而是放在“记得”上——她最担心的不是爸爸忙，而是爸爸忙到忘了她。

    “真的。

    爸爸什么都记得。”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很温柔很平静，象在陈述一个她已经反复练习了很多遍的答案。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今天也一整天没有见到九条正宗了。

    早上给他打过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象是整晚没睡好。

    她问他今天能不能来吃晚饭，他说今晚有事，改天再说。

    她没有追问是什么事，只是在电话里轻声说“那你好好休息，别太累了”。

    这是她这么多年唯一能做的事——在他需要的任何时候，用最柔软的语调接住他的疲惫。

    这个男人在外面承受着政敌的冷箭和无数公开场合的审视与质疑，回到她这里时，她从不问他关于任何公务或压力的事，只是安静地给他泡一杯红茶，把真由的画放在他手边，听他讲那些其实不太好笑的笑话时也跟着笑。

    她要让他在这个家里没有一秒钟觉得自己是“九条议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被需要、被崇拜、被无条件接受的丈夫和父亲。

    这就是宫本理莎能做到的，也是九条玲子做不到的。

    不是玲子不想做，是她的出身决定了她的姿态。

    她是花山院家的大小姐，从小在京都老宅里长大，身边所有的男人都在她的视野之中低眉顺眼。

    她不会把任何男人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仰视一个从地方选区靠着她家的资金和人脉一步步爬上来、又在每次回到京都时都显得局促不安的年轻人。

    九条正宗在她面前永远自卑，永远觉得自己配不上，哪怕后来坐上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在她面前还是那个在茶室里跪坐时手不知道往哪里放的毛头小子。

    理莎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这一点：她能接近这个男人，不是因为她有多年轻多漂亮，而是因为她能给予玲子永远给不了他的东西——温柔的、毫无保留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崇拜。

    她从来不在他面前说什么大道理，不跟他讨论政策，不在他情绪低落时指出他的失误。

    她只是在他每次说话时看着他的眼睛，让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被倾听的男人。

    这种感觉他在家里一次也没体会过。

    车子在品川区的街道上平稳地行驶着，窗外是整齐的住宅区和偶尔闪过的小公园。

    理莎靠在座椅上，手指轻轻搭着真由的肩膀，目光落在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上。

    那些被行道树切割成碎片的阳光在车窗玻璃上一闪一闪地掠过，把她的侧脸照得忽明忽暗。

    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家的房子是一栋建在铁路边的旧木屋，每次有列车经过，整栋房子都会跟着轰隆隆地颤斗。

    她父亲是个酗酒的卡车司机，一个月里清醒的日子屈指可数，母亲在超市打零工，双手被洗涤剂泡得粗糙发白。

    家里从来没有多馀的钱，学费交不起就用分期付款每次只交一半，课本也是从高年级毕业的学生那里收来的旧书，扉页上写着别人的名字。

    那时候她就坐在铁路边的斜坡上，看着眼前驶过的列车，在心里发誓——将来一定要从这栋会跟着火车抖动的木屋里走出去，这辈子再也不回头看。

    后来她是全校唯一一个考进东京的公立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很有名的会计事务所，每天穿着干净的套装在写字楼里工作到深夜。

    她完全可以找一个普通的男人嫁了——过着平凡但足以摆脱那栋会跟着火车颤斗的旧木屋的生活。

    但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就这样平凡下去，不甘心好不容易从泥潭里爬出来之后又把自己埋进另一个泥潭里。

    那些她替上司整理的客户名单里的男人大多家底丰厚，但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让她极不舒服的优越感——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男人不会把她放在眼里，只会像对待所有漂亮的女下属一样短暂地热情过后就抛弃。

    然后她看到了九条正宗。

    那天她刚被从审计组借调到财务省帮忙，第一次见到他站在一堆被反复标记过的预算报表前面，微微皱着眉，手指压在眉心上反复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