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紧了，然后缓缓吐出来——那口气从她的嘴唇之间慢慢地泄出去，带走了她肩膀上的最后一点力气。

    她没有再说话。

    九条正宗转身走进浴室，把门关上了。

    这次门关得很严。

    几秒钟后水声重新响起，比刚才更大，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冲进下水道里。

    九条玲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她走到酒柜前，拿起那瓶已经开过的勃艮第，往杯子里倒了小半杯。

    酒瓶在手中沉甸甸的，玻璃的凉意透过掌心传到手腕，又从手腕往上走，经过小臂，在肘弯处停下来。

    她端着酒走回沙发，没有立刻喝，把杯子举起来对着壁灯看。

    灯光透过红宝石色的酒液，在墙上投下一片暖红色的光斑。

    她盯着那片光斑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把杯子送到嘴边抿了一口。

    这瓶勃艮第是她上个月从银座一家专卖店亲自选的。

    店员是个年轻的法国人，说这瓶酒来自勃艮第最老的葡萄园之一，葡萄藤的根扎在地下十几米深的地方。

    当时她想，十几米深的根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地面上发生了什么，那些根都够不着。

    干旱也好，霜冻也好，虫子把叶子啃光也好，只要根还在那个深度，来年春天还是能抽出新芽。

    二十年前，她第一次见到九条正宗，是在京都的一家料亭。

    不是那种随便就能订到的料亭——要提前三个月预约，从玄关到个室要走一条铺满白砂的小径，砂子上洒了水防尘，踩上去会有轻微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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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的菜单里有鲷鱼刺身和松茸土瓶蒸。

    松茸是从和歌山空运来的，每一颗都有手掌那么大，切成薄片放在土瓶里和鲷骨一起炖。

    她记得那道汤的味道，很鲜，很轻，舌尖一碰就化开了。

    九条正宗坐在她对面，穿了一身当时刚在东京流行起来的灰色西装，领带是藏青色的，系得很端正。

    整顿饭他没有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

    问什么答什么，不问的时候就安静地吃菜。

    她父亲问他关于消费税改革的问题，他放下筷子，把嘴里的东西咽干净，然后才开口。

    说的内容她不记得了。

    大概是某种很稳妥的政策分析，没有漏洞，也没有惊喜。

    她父亲那天回去的路上说，这孩子稳。

    后来她知道那不是“稳”。

    是他在紧张。

    他紧张的时候会把自己整个人收起来，收到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标准、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壳子里。

    这个壳子他穿了半辈子。

    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东京。

    她父亲安排的。

    第三次见面也是。

    第四次的时候，两家的律师已经把婚前协议草案拟好了。

    花山院家出资三亿日元作为九条正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基金。

    九条家承诺在国会推动一项有利于花山院旗下银行的金融监管改革。

    交换条件写在附则里，用法律文书式的语言把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变成了一份合资企业合同。

    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

    也没有人问过他。

    他不敢问。

    他怕问了就不稳了。

    婚后第一年，她试着当个好太太。

    学做味噌汤，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把汤煮好，盛在漆碗里，旁边放一双新筷子。

    味噌汤煮了三个月，煮到后来她已经能分辨出不同产地的白味噌有什么区别——信州的偏甜，仙台的偏咸，京都的西京味噌有一种很细的米香味。

    他把汤喝干净，碗放在水槽里，说谢谢。

    每天早上都是这两个字。

    没有别的话。

    也没有看她。

    婚后第三年，她发现他出轨。

    对象是他的秘书。

    那个女孩比他小十岁，刚从早稻田毕业，笑起来有两颗虎牙。

    不是什么漂亮到让人过目不忘的长相，是那种普通的、干净的、让人安心的年轻。

    她在他西装口袋里翻到一张酒店房卡的时候没有哭，把房卡拍照留底，把西装挂回衣帽间原来的位置。

    然后坐在衣帽间的地板上想了很久。

    她在想一个问题——他出轨，是因为那个女孩比她年轻，还是因为那个女孩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一个不需要被娘家施舍竞选资金的男人，一个不需要在妻子家的银行面前低头签协议的男人，一个袜子破了洞可以自己买新的而不是等管家来换的男人。

    他在那个秘书面前大概不会紧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