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我来给你送个东西。”

    刘飞接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套全新的空调滤网。

    “你不是说我那台空调的滤网太脏了吗？”周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买了新的，换上了。旧的洗了洗留着备用。这套送给你，你店里应该用得上。”

    刘飞看着那套滤网，又看了看周先生。他的气色比上次好了很多，眼底的青黑淡了，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不像以前那样躲闪。

    “最近睡得还好吗？”刘飞问。

    周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多了。你上次跟我说，设二十六度就够了。我试了试，真的够。而且开了二十六度之后，空调也不那么吵了，睡得比以前踏实。”

    他没有说的是——他最近开始出门了。不是因为必须出门，而是因为他想出门。他报了一个健身房，开始跑步，开始吃正常的饭，开始回复朋友的消息，开始在不是深夜的时候拉开窗帘。

    这些事跟空调没有任何关系。

    但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的——比如把空调从十六度调到二十六度。那十度的差距，不只是省电，是一种不再跟自己较劲的温柔。

    “那就好。”刘飞说。

    周先生走了之后，陈鹏看着那套滤网，忽然说了一句：“飞哥，你有没有发现，你修的不只是电器？”

    刘飞正在整理工具，听到这句话没有抬头。

    “我知道。”他说。

    二月中旬，刘飞接了一个他职业生涯中最难修的活。

    不是技术难，是心难。

    客户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姓姜，退休教师。他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来到店里，把录音机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动作轻得像是在搬一件瓷器。

    录音机是夏普的，双卡座的，八十年代的产品，外形像一个小型的音响系统。两个巨大的喇叭，一堆按键和旋钮，可以放磁带、可以录广播、可以当扩音器用。在当年，这东西是家庭娱乐的中心，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家庭影院。

    “刘师傅，”姜老师的声音很稳，但刘飞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在摩挲录音机的提手，“这台录音机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用了我和我爱人半年的工资。三十多年了，一直没坏过。前几天突然不出声了，喇叭里面有沙沙的声音，但放磁带没声。”

    刘飞伸手摸了摸录音机。

    信息涌进来，又慢又长，像一部老电影在慢放。

    ——录音机的主放大电路中的一个电容老化了，容量下降，导致音频信号无法正常放大。这是所有老式音响类电器的通病，电解电容的寿命到了，干涸了，失效了。

    ——磁头磨损了，高频响应下降，声音会发闷。但还可以用，不需要换。

    ——这台录音机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天都开。早上听新闻，晚上听音乐。它听过邓丽君、听过刘文正、听过凤飞飞。它听过许多盘磁带，但有一盘磁带被听得最多——那是一盘自录的磁带，里面是一个女人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叫《茉莉花》的歌。那盘磁带被播放了至少几百次，磁带的磁性涂层都已经磨损了，声音变得又轻又糊。

    ——那个女人是姜老师的爱人。她已经不在了。

    ——录音机说：我老了，但她还在我心里。

    刘飞把手收回来，深呼吸了一下，才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姜老师，能修。主放大电路的一个电容老化了，换了就好。磁头磨损不严重，还能用。”

    姜老师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惊喜，是一种“终于有人能帮我”的如释重负。

    “多少钱？”

    “一百五。”

    刘飞开始干活。拆开外壳，找到那个老化的电容——一个五十伏一千微法的电解电容，顶部已经微微鼓起，那是电解液干涸的典型特征。他用烙铁把它拆下来，换上一个同规格的新电容。

    换好之后，他放了一盘测试带进去，按下播放键。

    喇叭里传出声音。先是沙沙的白噪音，然后音乐响起来——是一首老歌，刘飞不知道名字，但旋律很熟悉，像是小时候在哪里听过。

    姜老师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手抬起来，又放下去，又抬起来，最后轻轻地落在了录音机的顶部，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肩膀。

    “好了，”姜老师的声音有些哑，“好了。”

    他没有多说什么，付了钱，抱着录音机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背对着刘飞站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唱歌好听。”

    刘飞站在工作台后面，看着姜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陈鹏在柜台后面，默默地把一块抹布叠了又叠，叠了又叠，叠成了一块完美的方形。

    没有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