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然后划掉。改成“我也对他点头了”。

    第三个变化是林小鹿。

    她已经不需要林远逼着她做题了。现在她会在晚自习之前把当天做错的数学题整理到一个单独的错题本上，每道题旁边都标注了错误原因和正确思路。她的错题本封面画了一个很大的笑脸，旁边写着四个字：“吃一堑长一智”——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但笔画比从前工整多了。

    十二月的某个星期五下午，林远在课间看到她一个人趴在桌上。他以为她又在睡觉——她以前总是利用课间补觉。但这次她没有睡。她在草稿纸上画一个单位圆，旁边写了一行字：“这次一定要自己算出来。”她的嘴唇在无声地动着，应该是在用费曼学习*法给自己讲。讲完之后她抬起头，在单位圆旁边画了一个勾。然后她看到林远在看她，脸立刻红了，把草稿纸翻过来，低头假装找东西。

    “林小鹿。”林远说。

    “干嘛。”

    “你刚才那道题做对了。”

    “我知道。”她把草稿纸翻回来，看了一眼单位圆，然后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耶我做到了”，是那种很安静的、只是嘴角往上翘的、在跟自己确认的笑。“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算对三角函数大题，”她说，“没有问你，没有问苏晚晴，没有看答案。”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用力。像是这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的对象。

    赵凯的物理还是半死不活。但他现在已经能面不改色地说出法拉第定律的完整表述了——不是背的，是理解的。上次月考物理他比开学摸底考试高了整整二十分。这个分数在旁人看来还是不行，但林远知道，从不会到会，二十分是最难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会越来越快——只要他能坚持下去。十二月之后，赵凯把篮球时间从每天下午改成了每周两次。他说他发现打完球之后脑子会更清醒。这是他自己的发现，不是任何人告诉他的。一个人开始琢磨自己效率最高的工作方式，这就是开窍了。

    孙磊的化学彻底过了及格线之后，他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生物上。他说化学和生物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先记后理解。他问林远借了那本生物思维导图，拿去复印了一份，贴在自己课桌上。复制的效果不太好——很多手写的铅笔字印出来模模糊糊，他就用黑笔自己描了一遍。

    “你那个遗传系谱图的推导逻辑，”他指着林远画的那张图问，“这个隐性纯合子的分母修正，为什么有的题要修正，有的题不用？”

    林远花了十分钟给他讲了一遍。不是讲怎么做，是讲为什么——为什么伴性遗传的概率计算和常染色体遗传不一样，为什么隐性性状的携带者和纯合子在概率推导里需要单独分开讨论。孙磊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我之前一直把这个当成公式来背。难怪每次题目一变我就搞混。”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懊恼，是恍然大悟。一个人从“背公式”过渡到“理解逻辑”，就是真的入门了。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的。没有大事，只有无数个细小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加在一起，就像冬天里涪江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在不停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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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林远去了校门口那家理发店。

    理发店在旧书店隔壁，门面比旧书店还小，只放得下两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港星海报，发型是九十年代流行的中分，已经被太阳晒得看不出脸。理发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周，街坊都叫她周姐。她在这条街上剪了二十多年头发，价格从两块涨到八块，涨幅远远落后于物价。

    “来啦？”周姐正在看一台小电视，里面放着四川台的午间新闻。看到林远进来，她关了电视，拍了拍椅子，“坐。头发长了不少。”

    林远坐上去，围上白布。电推剪的声音嗡嗡地响，像一只蜜蜂贴在耳朵边上飞。碎头发从鬓角掉下来，落在白布上，又被周姐用手掸掉。

    “你是对面一中的？”周姐问。

    “嗯。”

    “高三？”

    “嗯。”

    “难怪头发这么长。”周姐换了一把剪刀，开始修头顶，“你们一中高三的学生，好多都到我这儿来剪。我跟他们说，头发太长吸收营养，脑子就不好使了。”

    林远没有接话。他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脸——比开学的时候瘦了一圈，下颌线比以前更明显。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高三学生，短发，瘦脸，校服。但眼睛不太一样。不是眼睛的形状变了，是看东西的方式。三个月前他坐在这条街上，看到的是招牌、行人、旧书店门口的纸箱。现在他看到的是这些，也看到了别的——看到周姐拿推子的手上有关节炎，指节微微肿胀；看到镜子上贴了一张褪色的照片，是她女儿的小学毕业照；看到门外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顾安然站在旧书店门口，手里抱着两本书，正低头翻看。她没有进理发店，应该不知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