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曾墨笑了一下。“知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传统了？”

    “不是传统，是实在。我在大厂拼了十年，M1也升了，''社区互助’也拿了奖。该拼的拼过了，该证明的也证明了。接下来我想把精力花在家庭上。不是放弃自己，是换一个赛道。”

    曾墨没再多说。他知道知予是什么人——想清楚了就不会回头。

    父母现在西平、深圳两边跑。冬天去深圳暖和，夏天回西平凉快。父亲的身体不错——2019年肺腺癌早期切除，至今五年，复查一切正常。走路还是有一点跛，跟腱的后遗症，但不影响生活。他在深圳的时候帮知予接接孩子、买买菜。在西平的时候帮母亲做做家务、遛遛弯。他话不多，但闲不住。母亲呢，两头都忙——在深圳给知予做饭、带孙子，在西平给书言做饭、收拾屋子。两个城市，两种生活，她来回切换，不觉得累，觉得充实。

    曾墨有一次问母亲：“妈，你跑来跑去的，累不累？”

    母亲说：“不累。待着才累。你看你爸，一闲下来就坐在阳台发呆，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还不如让他跑跑腿，精神还好些。”

    父亲在旁边“哼“了一声，没反驳。

    七

    书言十六岁了。

    曾墨有时候看着她，会恍惚。那个抱着他的腿说“爸爸我不怕“的小姑娘，那个隔着移植舱玻璃跟他贴手掌的小人儿，现在站在他面前，比他矮半个头。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校服袖子卷了两道，手里拿着一本数学课本，脸上的表情在“你又怎么了“和“我懒得管你“之间来回切换。

    她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五官像林语——眉眼之间有一种她妈妈没有的柔和。那个柔和是从病床上带出来的，是从移植舱里带出来的，是从无数次输血和复查里带出来的。她的眼睛像曾墨——安静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但偶尔抬起来看你一眼，你会觉得那双眼睛比她的年龄老十岁。

    十六岁的孩子，对父亲的态度是一种很矛盾的东西。她体贴你，但不会好好说。她关心你，但要用一种让你哭笑不得的方式表达。

    天冷了，她会发消息——“穿厚点，别逞能”。但如果你回一句“知道了“，她会说“你每次说知道了都不穿“。加班晚了，她会在你桌上放一杯温水，杯子下面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熬了，你又不靠上夜班赚钱“。有一次她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包烟，拿着烟走到他面前，往桌上一拍——

    “曾墨同志，你自己看着办。”

    曾墨抬头看她。“你叫我什么？”

    “曾墨同志。你连同志都不算，你是烟民。”

    “我是你爸。”

    “我爸不抽烟。”

    曾墨看着她。十六岁的书言站在他面前，马尾辫甩在肩后面，校服的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细瘦的手腕。她的表情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在管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看着他，里面有十六岁的倔强，也有一种超出十六岁的重量。

    他把烟收了。没有辩解，没有讨价还价。后来他把那包烟扔了。不是转给别人，是扔了。书言看着他把烟扔进垃圾桶，嘴角收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这还差不多“的表情。然后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了一句“早点睡“。语气跟曾墨跟她说“早点睡“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也有叛逆的时候。有一次曾墨让她早点睡，她说“你管我“。曾墨说“我不管你谁管你“。她说“我自己管自己，你管好你自己就行“。然后她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了。关了以后又开了一条缝，伸出头来说“爸爸晚安“。然后又关上了。

    曾墨站在走廊里，愣了几秒，笑了。这个笑跟平时的笑不一样——平时的笑是社交性的，嘴角上扬，眼睛不动。这个笑是从肚子里冒出来的，冒着冒着就到了脸上，眼睛弯了，嘴角咧了，连鼻子都皱了一下。

    她跟柳兰舟的联系一直没断。

    柳兰舟的父母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就走了。先是她父亲，感染以后转成重症，在ICU里待了十一天，没扛住。她母亲料理后事的时候也感染了，症状轻一些，但人一下子垮了。柳兰舟只能在医院看着母亲一天天瘦下去。三个月以后，她母亲也走了。两个人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天。

    柳兰舟一个人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很大，四间卧室，两个客厅，后院的橘树还在。但人少了两个，房子就空了。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屋里是黑的，灯是她自己开的。她跟曾墨说过那种感觉——“你打开灯，灯光照着家具、照着墙壁、照着那些照片，但没有人。你关了灯，黑暗里也没有人。”

    书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柳兰舟的视频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每周三四次。曾墨没有问为什么，但他猜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会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个人的状态，但她能感觉到。她感觉到兰舟阿姨一个人在那栋大房子里，就像她小时候一个人在移植舱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