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时间，是最公平的度量，生命在此时才有重量。

    他在经石峪坐了一会儿。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吹过那些石上的字，像一千年前吹过古人一样，没什么分别。

    兵马俑

    四月，西安。

    兵马俑比他想象的大。不是“大“这个字能概括的——是一号坑走进去的那一刻，你的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几千个陶俑排成方阵，一排一排地站在坑里，面朝东方。每一个陶俑都不一样——脸型不一样，发型不一样，表情不一样。有的浓眉大眼，有的薄唇细目，有的嘴角微微上翘，有的板着脸。曾墨走近了一个陶俑，隔着栏杆看他。那个陶俑是个将军俑，肚子微微挺着，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像一个在等开会的领导。

    他心里突然觉得好笑。两千多年前的工匠，把活人的脸捏到了泥巴上。那些将军、士兵、弓箭手、马——每一张脸都是一个人的脸。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有没有妻子儿女？他不知道。但他活着的时候，被一个工匠看了一眼，然后捏了出来。两千年后，曾墨站在这里，看到了那张脸。那张脸跨越了两千年，中间隔着秦的灭亡、汉的兴衰、唐的盛世、宋的南渡、元的铁蹄、明的城墙、清的衰落、民国的炮火、新中国的成立——隔了两千年，还在。

    他拍了一张陶俑的脸。长焦，隔着栏杆拍。光线不好——展厅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打在陶俑的脸上，明暗对比很强烈。曾墨等了一会儿，等一个游客走开，等光线从另一个角度打过来。那张脸在侧光下，左半边是亮的，右半边是暗的。亮的那半边能看到陶俑的表情——眉头微皱，嘴唇抿着，眼睛看着远方。暗的那半边隐没在阴影里，像一个没说完的话。

    他按了快门。

    他走到三号坑的时候，看到了那些没有修复的陶俑碎片。碎了一地，像拼图。考古人员在慢慢拼，一个俑拼好要几个月。他看着那些碎片，想到一个词——“修复”。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断被修复的过程。你碎了，然后你把自己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回去。拼好的你跟原来不一样了——裂痕还在，但你是完整的。如果拼不回去，就碎了，就是碎片，就像一地鸡毛。

    布达拉宫

    五月的拉萨，阳光像刀子。

    他坐火车去的，青藏铁路，四十多个小时。从西宁开始，海拔一路升高，过了格尔木以后，窗外就是青藏高原了。他趴在车窗上看——雪山、草原、牦牛、藏羚羊、经幡。天低得像能摸到，云从山腰飘过去，影子在草地上移动。火车经过错那湖的时候，整个车厢的人都站起来看——湖是蓝的，蓝得不真实，像一块蓝布铺在地上。他拿出相机隔着车窗拍了一张——玻璃反光，画面里叠了车厢内部的影子，但他觉得好看。外面的蓝和里面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两个世界在玻璃上撞了一下。

    到了拉萨，他先在旅馆躺了一天。高反。头疼，恶心，喘不上气。旅馆老板给他灌了一壶酥油茶，说“喝了就好“。他喝了，感觉好了一些，他知道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只不过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就像人的一生，有的豁达，有的拧巴。

    第二天他去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在红山上，白墙红檐，在蓝天下亮得耀眼。他沿着石阶往上走，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不是体力不行，是海拔——空气里的氧气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六十，每吸一口气都觉得不够。

    他没有在宫殿里面拍照——光线太暗，且不礼貌。他在外面拍的。从药王山观景台拍了一张布达拉宫的全景——白墙红檐的建筑在画面正中，背后是蓝得发黑的天，前面是几棵长出嫩叶的树。树是旱柳，枝干粗壮，姿态苍劲，像几只伸出来的手臂。他在画面里把一棵旱柳的枝干放在左前方，做前景，布达拉宫在枝干的缝隙里露出来。树是近的、黑的、实的；宫是远的、亮的、虚的。一近一远，一黑一白，一实一虚。

    从布达拉宫出来以后，他坐在广场上晒太阳。拉萨的阳光跟别处不一样——因为空气薄，紫外线强，晒在身上是有重量的，像有人把一块热毛巾搭在你肩上。他闭着眼睛坐了很久，听到旁边有转经筒转动的声音——“嗡嗡嗡“的，低沉的，持续的。几个藏民在绕着布达拉宫转经，手里摇着小转经筒，嘴里念着六字真言。他们的脚步不快不慢，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兴奋的光，是平静的光——像水面上的月光，不亮，但在。

    他拍了一张转经的藏民。不是正面——他从侧面拍，距离比较远，长焦压缩了空间。画面里是一个老人的背影，穿着深红色的藏袍，右手摇着转经筒，左手捻着佛珠。他的背是弯的，但步伐很稳。背景是布达拉宫的白墙，阳光打在墙上，亮得像发光。老人在光里走，影子很短。

    他在拉萨待了五天。最后一天去了大昭寺门前，坐在台阶上看人。朝圣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有的磕长头，额头磕在地上“咚咚“响，有的转经筒，有的点酥油灯。他们的脸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深棕色，皱纹很深，但眼睛干净。曾墨看了一会儿，想——信仰是什么？不是信什么神，是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