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在路上

    一

    2024年4月，曾墨把转型方案正式摆到了桌面上。

    不是加密文档里那四行字了。是一份四十七页的战略规划书，律师审过，会计所核过，渣辉和曼秋各提一轮意见，改了五稿。封面上只写了一个标题——《墨辉文娱集团2024—2027战略转型与治理结构方案》。

    渣辉看完以后说：“你这是要把自己摘出去。”

    曾墨说：“不是摘出去，是放进去。放进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叫制度。”

    渣辉没听懂。曾墨也不指望他完全听懂。渣辉这个人，你跟他讲制度，他脑子里转的是人情。你跟他讲治理结构，他想到的是谁说了算。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好处——他永远站在“人“的维度上想问题，不会因为结构而忽略人。曾墨需要这种人在身边，但不能让这种人当船长。

    方案的核心只有一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曾墨花了三个月，通过猎头和业内推荐，面了十几个人，最终请来一个CEO。叫陈远明，四十一岁，复旦MBA，在杭州一家做直播电商的公司干过五年COO，把那家公司从三亿做到十二亿。后来跟创始人理念不合——创始人要冲规模，他要做利润——吵了一年，走了。曾墨看中的不是他的业绩，是他吵架的那个理由。一个在利润和规模之间选择利润的职业经理人，比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靠谱。

    陈远明上任那天，曾墨在全员大会上介绍他。台下两百多号人，渣辉和曼秋坐第一排。曾墨坐在中间，左边是陈明远。曾墨说了一段话——

    “从今天开始，墨辉的日常经营管理由陈远明先生全面负责。我只做三件事：第一，把握战略方向；第二，审批重大投资；第三，管好股权结构。其他的事，我不插手。”

    台下安静了几秒。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声议论。渣辉扭头看了一眼曾墨，曾墨朝他点了一下头，意思是“就这么定了“。

    陈远明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感谢信任、敬畏市场、对结果负责。说得四平八稳，是职业经理人的标准话术。但曾墨注意到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我接受曾总的战略指导，也接受董事会的业绩考核。如果两年内不能完成转型目标，我主动走人。“那个停顿不是犹豫，是他在给自己加码。一个敢给自己加码的人，比一个只会承诺的人值得用。

    交接用了三个月。曾墨不是甩手——他把每个部门的负责人跟陈远明逐一对接，把过去十年的数据、合同、客户关系、供应商名单全部整理成文档，连跟供应商吃饭的习惯都写了进去——“张总喝白酒，量不大，三两为止；李总不喝酒，喝茶，铁观音，别给他绿茶”。陈远明看完这些笔记的时候，抬头看了曾墨一眼，说：“曾总，你这哪是交接，这是传家谱。”

    曾墨说：“这些人是跟着我走过来的。我退了，他们不能散。”

    2024年8月底，曾墨最后一天在公司坐班。

    那天他没什么事做。办公室已经收拾过了，私人物品装了两个纸箱——书言小时候的照片、那只用了十年的马克杯、几本翻烂了的书、墙上那幅老赵拍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背影，站在田埂上，面朝一片稻田，不知道是谁。曾墨记得那天老赵把照片递过来时，指尖夹着烟，眯起眼睛。曾墨问为什么拍他。老赵弹了弹烟灰，说：说：“他面对的，是一年的希望。是丰收。”。就是这句话，让曾墨决定和老赵一起，开个影楼，那时候曾墨还在报社，还做新闻摄影记者。

    曾墨当时觉得这张照片很有视觉张力，在黑白灰的色调里，田埂细得像一根琴弦，人站在琴弦上，主体不是很突出，但想象的空间布满整个天空。像似轻飘飘的，却又沉甸甸的。他就把照片要来了，挂了十多年。

    十多年里他换过三次办公室，每次搬家都先把这张照片钉上新墙。刚开始那几年，他加班到深夜，偶尔抬头，看见那个背影面朝虚无的稻田，会莫名其妙地松一口气。像是有人替他站在那儿，看着什么正在生长的事物。他对着电脑屏幕处理报表、方案、无穷无尽的邮件，而照片里的那个人，可能只是站在风里，等着稻子一天天长高。等着稻子什么时候抽穗，什么时候弯腰，什么时候可以被一把镰刀割下来，变成碗里的白米饭。

    可他记得老赵那句话。是希望。是丰收。希望和丰收都是值得等待的事。

    老赵没拍出来的是，在丰收之前的劳作，在丰收之后的弯腰。于是曾墨在十多年里无数次的凝视中，渐渐分不清自己到底希望那是春天还是秋天。春天意味着漫长的等待，秋天意味着结束。他发现自己竟然害怕选。他站在四十多岁的阶梯上，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也像面对一片稻田，而那个背影——那个始终面朝前方、从不回头的背影——比他淡泊。那个人只管站着，只管看着，不管是希望还是丰收，他都努力挺直了腰。

    曾墨把照片从墙上取下来，边框落了灰。他用袖子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