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稀稀拉拉的开法，是铺天盖地的——从墙根一直爬到墙头，又从墙头翻出去，倾泻下来，红艳艳的一大片，像一道瀑布。花太密了，密到看不见叶子，只看见红。有那么几枝探出墙外，在风里微微颤动，像伸出的手。

    院门是木门，没上漆，灰白的木纹在阳光下发着柔和的光。门两边的扶桑开着大红花，一朵一朵的，中间那根长长的花蕊伸出来，像在打招呼。地上落了几瓣扶桑——红的——和几朵鸡蛋花——白心黄边的——混在一起，铺在石板路上，像一幅没人画完的水彩。

    院子中间那两棵鸡蛋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不高，一人多些，枝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只有顶端长着几簇叶子。花开在枝头，五片花瓣旋转着展开，白色渐渐过渡到中心的黄色，像一个个小小的风车。有风的时候，花瓣轻轻颤，偶尔有一朵落下来，不快不慢地旋转着，像降落伞。

    院角的桂花树不大，一人多高，叶子油绿油绿的，在阳光下发着光。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那种绿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存在。

    曾墨站在门口。

    四十六岁。比两年前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头发没有白，但鬓角有了几根银丝。穿一件白色棉麻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脸上的皱纹比两年前多了一些，但眼睛是亮的——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是那种安静的水面反出来的光，不刺眼，但你感觉得到重量。

    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支蓝色的钢笔，笔帽上有磨痕。他大概刚在写东西，听到脚步声出来的，笔还没来得及放下，就夹在了耳朵上面。

    他站在那里，看着走过来的两个人。

    书言走在前面，拉着行李箱，马尾辫在肩后甩来甩去。她长高了，比去年又高了一点，站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她穿着一件白T恤和牛仔短裤，脚上是一双帆布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有一个微微的弧度——那个弧度是她的，也是他的，是曾家人的。她走路的姿势好看——不是那种刻意的“好看“，是那种——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走得不急不慢——的好看。

    柳兰舟走在后面。四十二岁的柳兰舟，比九年前在圣何塞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柔和了一些。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法令纹比从前深了一点，但她的五官没变，那种安静的、不带攻击性的好看没变。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被海风吹起来。她的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她的眼睛在看——看那栋白色的小楼，看院墙上的三角梅，看院门两边的扶桑，看地上落了的花瓣，看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书言走到门口，站住了。她看了曾墨一眼，说：“曾墨同志，你瘦了。”

    曾墨笑了。“你怎么还叫我同志？”

    “因为你确实不像我爸。你像个渔民。”

    “渔民怎么了？”

    “渔民挺好的。至少不抽烟了。”

    “我早就不抽了。”

    “那就好。“书言的嘴角那个弧度又往上翘了一点。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行李箱，又抬起头。“你不接一下？”

    曾墨伸手接过行李箱。书言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进了院子。她经过鸡蛋花树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摸了一下树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凉的。她摸了两秒，松开手，继续往里走。

    “爸，你这书房也太乱了吧！“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然后是翻纸的声音。“你在写什么？让我看看——”

    “别动那些稿子。“曾墨的声音从门口传进去。

    “行行行，不动不动。我就好奇地看看，害不死猫。”

    柳兰舟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她站在三角梅花墙的阴影里，阳光从花缝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洒了几个光斑。

    她看着曾墨。曾墨也看着她。

    九年前在圣何塞，他们见过一面。那时候她三十三，他三十七。她的造血干细胞刚在书言体内扎了根，他的女儿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她家后院的橘树下坐了许久，聊了什么大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一个细节——她递给他一杯橘子水，杯子是凉的，她的手指也是凉的。他接过来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她的手。那一碰很轻，轻到可以当作没发生过。但他记了九年。

    不是那种“心动“的记忆。是那种——你跟一个人之间隔着一条命，那条命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身上流着她的血。这种联系比任何关系都重，重到你不敢轻易碰它。你怕碰碎了。所以你鞠了个躬，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走了。走了九年。

    九年间他们通过电话、发过消息，视频也有，特别是那年春夏。但没再见过面。她在美国，他在西平。她在失去父母的痛苦里一个人撑着，他在公司的转型里一个人扛着。后来偶尔通一个电话，说不了几句——不是没话说，是那些话太重了，电话装不下。得见面说。但见面这件事，谁都没有主动提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好像隔着那层“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