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步半步走到柳兰舟跟前，双手举着画，头却低着“兰舟阿姨，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兰舟蹲下来接过画，书言后退一步，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兰舟阿姨，爸爸说，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

    送别时在机场柳兰舟有些好奇问他：“曾墨，你为什么想见面？”

    曾墨说：“书言应该知道她的血从哪里来。”

    “她知道了。然后呢？”

    “然后——“曾墨想了想，“然后她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你联系。我不会替她决定。”

    柳兰舟沉默了一会儿。她说：“知道她好好的。亲眼看到，就够了。”

    曾墨说：“她好好的。”

    那次见面以后，书言和柳兰舟开始通信。先是写信——纸质的信，因为书言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后来书言大了，有了手机，就改成视频。频率从每月一次到每周一次，再到后来，每周三四次。

    2021年底，柳兰舟的父母在新冠疫情中先后离世。一百天之内，她失去了两个人。书言知道的时候是在2022年春天的一次视频通话时，她说想柳奶奶了，让柳奶奶亲耳听她说她想她，兰舟听到这句话眼眶突然红了，捂着嘴眼泪大颗大颗滴下来，书言慌了神，举着手机冲到曾墨的房间，惶恐地说“爸爸，兰舟阿姨哭了”。曾墨接过电话，看着柳兰舟悲恸地张大嘴却不肯让声音哭出来，他的心都碎了。那个时候曾墨出不去，柳兰舟也回不来。曾墨把自己下午的直播停了，整个下午都在和兰舟视频，听兰舟絮叨、听兰舟懊悔、听兰舟歇斯底里，直到兰舟累了困了拿着手机沉沉睡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夏天，夏天末的时候兰舟说纽约的哥哥来接自己去纽约住段时间。到秋天的时候兰舟说哥哥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渐渐与曾墨的联系少了下来。但和书言的联系一直都在。

    后来听书言说，兰舟阿姨又回了圣何塞，一个人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很大，四间卧室，两个客厅，后院的橘树还在。但人少了两个，房子就空了。她跟曾墨说过那种感觉——“你打开灯，灯光照着家具、照着墙壁、照着那些照片，但没有人。你关了灯，黑暗里也没有其他人，开灯关灯你都知道，没有期待、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书言也感觉到了那个温度的变化——隔着太平洋，隔着一块屏幕，但她感觉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会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个人的状态，但她知道那种感觉——周围有人，但没有人在你身边。你喊一声，没人回应。你伸手，没人伸手，很无奈。

    她跟兰舟阿姨，其实是一个人。

    这件事曾墨是后来才知道的——书言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想了很多。书言十六岁，柳兰舟三十八岁。一个在西平，一个在加州。一个正在长大，一个已经经历了失去。她们之间的联系，始于那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柳兰舟的干细胞在书言体内生长了十年，分裂了无数次，变成了书言血液的一部分。但曾墨知道，书言说的“一个人“不是指细胞和血液。

    是指孤独。两个不同年纪、不同地方的人，身上刻着同一种孤独的纹路。

    2027年春天，柳兰舟把圣何塞的房子卖了。她跟曾墨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要回来了“。曾墨问“回来准备住那个地方？江浙吗？“她说“不知道。先回来再说。“曾墨说“行。”

    她先去了江浙，把父母的一部分骨灰带回来洒在了老家的山脊上。这是父母的遗愿，他们还想长久的凝视生长他们的地方。

    然后她闲云野鹤、兴之所至。曾墨说去陪着她，她说“不用，等想好了自会去看你。”

    她没说想好什么，曾墨也没问。

    她飞到南宁的时候是八月。书言去接的机。两个人在机场出口抱了一下——书言比柳兰舟矮半个头，脸埋在她的肩膀上。柳兰舟的手放在书言的后脑勺上，手指微微攥了一下——跟九年前在圣何塞客厅里蹲下来时候一样的动作。

    从南宁到防城港的车上，柳兰舟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红树林、甘蔗地、低矮的平房。她看到海的时候，吸了一口气。

    “好安静。“她说。

    书言看了她一眼，笑了。“我爸说这里能听到自己心跳。”

    “嗯。”她点点头。

    十

    车子停在了村口。书言拎着行李箱下车，柳兰舟跟在后面。两个人沿着村里的小路走，路两边的草长得很高，鸡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海风从前面吹过来，带着咸味和腥味。

    拐过一个弯，她们看到了那栋白色的小楼。

    白色的墙，灰色的瓦，木门落地窗。楼后面是高大的木棉树和榕树，郁郁葱葱的树冠在蓝天下铺开，像一把巨大的伞。木棉树的叶子绿得发亮，有一两朵不知季节的花还挂在枝头，红得像烧剩的炭。榕树的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动。树后面那面矮山上的灌木密密匝匝的，绿得发黑。

    院墙上的三角梅开得正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