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熏陶。

    “王上明鉴，确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于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注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确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标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注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沉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并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注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并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别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注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于推广的新经典新注疏，那无异于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将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

    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然开科取士，志在网罗天下英才，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

    故，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与之相应，考题设置便不能过于复杂艰深，以免过度筛选，反将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

    他略一停顿，指向内核的经义部分：“譬如，明经、经义、经问这几项，考察内容多有重叠，可否考虑适当合并？并大幅减少题量，比如————减少一半？

    咱们将考察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

    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实干能力亦不弱，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诠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其人闻听石山此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大为赞同，立刻躬身应道：“臣明白！王上此议，实乃切中时弊，有利于选拔通经致用之才，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臣必当精心设计，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不减选拔之效！”

    刘兴葛、赵琏、施耐庵三个“老雕虫”，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王上此举，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是对理学独尊、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

    但石山的做法并非蛮干，而是给出了“扩大取士基数”“选拔实干人才”等充分理由，且操作上并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

    如此做，让他们虽有疑虑，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

    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百废待兴，确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

    尤其是施耐庵，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加之执掌宣部，深受石山注重实用、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内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使其更贴近现实，更富有活力的理想。

    只是他自知并非经学大家，不善于此道，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呐喊，只能通过话本、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寓教于乐”，敲敲边鼓。

    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他自然是乐见其成。

    “此外，”

    石山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他的自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再次看向赵琏，询问道：“我听说蒙元之前，科举科目曾有很多，除进士科外，还设有明算、明法、

    秀才等诸多专科。这些科目后来或因故废止，或并入他科。

    不知我汉国如今，可否参考古制，恢复或新设一些专门科目，以各方面专精之才？”

    “这？”

    赵琏闻言，微微一怔。他自进士及第后，便一心扑在政务之上，数十年来宦海浮沉.

    于经史子集的涉猎广度，尤其是这些早已废止的冷门科目沿革，反而不及曾辞官隐居、潜心学问十馀年的刘兴葛，也不及施耐庵、夏煜这等博学多才之士。

    他尤豫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