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航程还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绍过。那时，两位老人脸上是对儿子的骄傲和满足。

    这才过去多久？骄傲满足变成了肝肠寸断，拘谨化为了不顾一切的哭喊。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孩子犯了多大的错，在父母眼里，似乎总有一万个理由相信他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

    杨哲心里泛起一股复杂的酸涩，既为李航程的极端选择感到悲哀，更为眼前这对白发苍苍、瞬间被摧毁了所有希望的老人感到揪心。

    孙箐显然也愣了一下，但她很快控制住了情绪，脸上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惊讶或同情，只是上前一步，稳稳托住了老男人要下跪的胳膊：“老人家，别这样。先起来，跟我去会议室。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清楚。在这里跪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她又看了一眼旁边神色复杂的杨哲：“你也一起过来。”

    杨哲连忙点头，看着孙箐示意一位女民警帮忙搀扶起瘫软在地的老妇人，然后亲自引着两位脚步虚浮、相互搀扶才能走稳的老人，朝着办公楼一侧的会议室走去。

    那背影，蹒跚、佝偻，充满了被命运重击后的无力与绝望，与孙箐挺直、冷静的背影形成鲜明对比。

    周围的民警们见局长亲自处理，也纷纷散开，但低声的议论并未停止。杨哲能感觉到，很多老警察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脸上更多的是程序化的平静和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置，而非像他这样，内心被强烈的同情和物伤其类的悲凉所冲击。

    他毕竟还是个“新兵”，对警察这个职业背后所要面对的残酷人性与法律冰冷，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职业化的“免疫力”。

    小会议室里，孙箐示意两位老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一侧坐下。老妇人依旧抑制不住地抽泣，老男人则紧紧握着她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哀求地望着孙箐。

    “小杨，给两位老人家倒杯热水。” 孙箐对杨哲吩咐道。

    杨哲应了一声，却一时不知热水和茶叶在哪里。孙箐微微蹙眉，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会议室角落的饮水机和旁边的茶叶罐。

    杨哲连忙过去，泡了两杯热茶，小心地端到两位老人面前。

    “孙局长……我，我儿子航程，他真的不会杀人啊！” 老妇人用袖子抹着眼泪，声音颤抖，“我……我用我这条老命担保！他从小胆子就小，心肠软，连鸡都不敢杀，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啊！这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有人害他！”

    孙箐坐在他们对面，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姿态端正。她没有因为老人的哭诉而轻易动容，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等老妇人稍微停顿，她才缓缓开口，声音比刚才在院子里更加温和，但内容很是严谨：

    “老太太，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会犯罪，会杀人。这种痛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她先给予了情感上的共情，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老太太，老伯，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是事实。李航程是否涉嫌杀人，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凭感觉、凭对他的印象就能下定论的。这个案子，目前我们公安机关还在依法进行侦查。侦查，就是要搜集一切能够证明或者否定犯罪的证据。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确定有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罪推定’原则。”

    她看着两位老人似懂非懂，继续耐心解释：

    “所以，请你们相信，也请给公安机关一点时间。如果侦查结果证明，李航程确实没有杀人，是清白的，那么法律自然会还他一个公道，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郑重：

    “但是，同样的，如果经过严密侦查，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李航程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法律也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求情、担保，或者因为他曾经是个‘好孩子’、‘胆小’而放过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也请你们理解。”

    这番话说得不疾不徐，条理清晰，既安抚了老人的情绪，表明了公安机关依法办事的态度，也堵死了他们“凭印象喊冤”的路径，更隐晦地暗示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可能的结果。

    杨哲在一旁听着，心里暗暗佩服。孙箐处理这类事情，确实经验老到，既有温度，更有原则和力度。

    老妇人听着孙箐的话，眼泪又涌了出来，男人则急切地开口：

    “孙局长，您是领导，您讲道理。我们信您。可是……我儿子真的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们家是普通人家。航程这孩子，打小就懂事，知道家里穷，学习特别用功，从没让我们操过心。他考上大学那会儿，是我们家的光荣！毕业后，省城有大公司要他，他没去，说放心不下我们两个老的，想离家近点，硬是拼了命考回了县里，进了镇政府……”

    老人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锥心的痛：“他工作也认真，领导都夸他。前阵子，他回来还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说，谈了个对象，是镇上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