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又说了一个“是”。这个“是”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没有分量，没有意义，只是在回答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何况，我让你让那林大小姐冲在前面，她有护身符，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有什么事的。而你呢？你没有。如果我一个不留神，可能你就栽了。”

    孙箐说了很多。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像是在上一堂关于生存法则的课。

    她在辩解她的想法，我不是利用林悦，我是让她做她本来就该做的事，同时保护你不受伤害。

    她在说明这世事的残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她在教导他日后的行事，你要小心，你要谨慎，你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杨哲也回了很多的“是”。

    他接手督察大队已经有三天了。

    说是大队，其实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摊子。第一天早上，他拿着孙箐签过字的任命文件，站在督察大队办公室门口，心里还揣着几分忐忑——毕竟这是局里公认的“烫手山芋”，前任刘建国在这里经营多年，水有多深，他还没下去试过。

    结果一个上午，他就把全队的人都认完了。

    不是他记性好，是真的人少。

    算上他自己，一共五个人。

    他是大队长，这是孙箐硬塞进来的。教导员姓周，叫周国良，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戴着一副老式的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走路不紧不慢，整个人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钟，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你，我不急，你也别急。

    杨哲第一天到的时候，周国良正在办公室里泡茶。茶是那种普通的铁观音，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开来，沉在杯底，茶水呈现出一种淡黄绿色。他看到杨哲进来，抬头笑了笑，那笑容不急不缓，像他这个人一样，温和，但看不出深浅。

    “杨队来了，坐，喝茶。”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对新领导的试探和打量。他把泡好的茶推到杨哲面前，然后继续看手里的报纸，好像督察大队换大队长这件事，和他没什么关系。

    杨哲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在这种单位里，能对人事变动毫不在意的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无欲无求、已经看透了的人，另一种是背景深厚、谁来都不在乎的人。他不知道周国良属于哪一种，或者两种都是。

    周国良之后，他见到了那名唯一的民警。

    姓李，叫李明远，三十四五岁的样子，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相斯文，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扶眼镜。他之前在城关派出所干了八年，今年初才调到督察大队，用他自己的话说，“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跳进了另一个坑”。

    李明远给杨哲的第一印象是谨慎。

    太谨慎了。他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筛选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该说的也只说三分。杨哲问他督察大队平时主要做什么工作，他说“服从领导安排”。杨哲问他刘建国在的时候怎么干的，他说“刘队有刘队的做法”。杨哲问他觉得督察大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刚来不久，还在熟悉情况”。

    三个问题，三个标准答案，既不犯错，也不得罪人，更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杨哲没有继续问。他知道，这种谨慎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在这个单位里待久了之后，像蜗牛一样长出来的保护壳。你敲一下，它就缩进去，你再敲一下，它缩得更深。想让它把头伸出来，你得让它觉得安全。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两名辅警，一个姓王，一个姓张。

    王姓辅警叫王浩，二十六岁，退伍军人，长得五大三粗，乍一看像个混社会的。但一开口就露了馅，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腼腆，说话的时候不太敢看人，目光总是往地上瞟。他去年才考进来的，之前在工地上搬过砖，在厂里打过螺丝，用他的话说“穿这身衣服之前，什么苦都吃过”。

    张姓辅警叫张力，二十四岁，本地人，考了两年公务员没考上，先干了辅警。他比王浩活泼得多，第一天就主动跟杨哲搭话，问他以前在哪里干，问他认不认得局里的谁谁谁，问他孙书记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杨哲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里在琢磨，这个张力，到底是天生自来熟，还是在替谁打探消息？

    五个人。一个老谋深算的教导员，一个谨慎到骨子里的民警，两个背景各异的辅警，再加上他自己。

    这就是督察大队的全部家当。

    杨哲坐在办公室里，把这几个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办公室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个饮水机，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八个字，落款是一家企业，时间还是三年前的。锦旗的红色已经褪了不少，边角也有些卷起来了，但还挂在那里，像一个无人问津的旧时代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