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箐依然静静地躺着，各种管线如同怪异的藤蔓，缠绕着她虚弱的躯体，监护仪屏幕上的曲线起伏，成了她与这个世界唯一的、微弱的联系。

    已经过去八个小时了。从凌晨的惊心动魄，再到此刻的死寂等待，这八个小时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李主任说过，黄金观察期是二十四小时，而她已经昏睡了三分之一。每多沉睡一分钟，醒来并完全康复的希望，似乎就渺茫一分。这种无声的倒计时，比任何直接的威胁都更让人心焦。

    下午四点刚过，走廊尽头再次传来电梯抵达的提示音。

    杨哲站起身。只见两名穿着深色便装、提着专业医疗箱、气质明显不同于县医院医生的中年男子，在一名院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步走来。

    汪明泉联系省里请来的专家到了。

    专家们没有过多寒暄，甚至没有多看走廊里的杨哲和便衣一眼，只是向迎出来的李主任微微点头示意，便戴上口罩，穿上无菌服，在李主任的陪同下，径直推门进入了ICU。

    厚重的自动门在身后无声合拢，他只能重新扒在观察窗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里面。

    病房内，李主任正指着监护仪和CT影像，向两位专家低声、快速地介绍着情况。两位专家听得很专注，不时凑近屏幕仔细查看，或者走到床边，俯身观察孙箐的状态，翻看她的眼皮，检查瞳孔反应，手指轻轻按压她头部和颈部的某些位置。他们偶尔交换一个眼神，或低声交谈一两句，但隔着玻璃，杨哲什么也听不见。

    这种“近在咫尺却一无所知”的感觉，比完全的未知更磨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被等待拉得无限漫长。杨哲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在跟病房内某个监护仪的节奏同步，又或者，那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心跳被无限放大。

    汗水不知不觉浸湿了他的掌心，额角也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紧紧攥着拳，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用疼痛来对抗内心的焦灼和不断蔓延开来的无力感。

    两位专家似乎结束了初步的检查，正和李主任聚在一起，对着病历和影像资料，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他们的手势，他们微微摇动的头，他们紧锁的眉头……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都被杨哲紧张的目光捕捉、放大、解读，然后又因无法确定真实含义而变得更加焦虑。

    ICU的门终于再次打开。两位专家一边摘口罩，一边走了出来，李主任紧随其后，神情依旧凝重。

    杨哲立刻迎了上去，喉咙发紧，想问却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其中一位年长些、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专家看向他：“你是病人家属？”

    “我……是她的同事，领导安排我在这里。”杨哲连忙解释。

    专家点点头，没有深究他的身份，直接切入正题：“孙书记的情况，我们和李主任详细讨论过了。目前来看，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颅内血肿对部分脑组织，尤其是运动感觉和意识相关区域的压迫。血肿的位置和量，决定了症状的严重性。”

    另一位稍显年轻的专家补充道：“从CT上看，血肿是外伤性的，目前有自行缓慢吸收的迹象，但速度不理想。压迫如果没有及时解除，长时间的缺血缺氧，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功能损伤，也就是……可能醒不过来，或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年长专家接过话头，做出了关键的判断：“我们一致认为，以病人目前的生命体征和颅内压监测数据来看，暂时还不适合长途转运。 转运过程中的颠簸、环境变化，可能会加重颅内压力波动，引发危险。眼下最稳妥的方案，还是留在这里，继续进行脱水降颅压、营养神经、预防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并给予最精密的监护，密切观察血肿变化和她的意识状态。”

    李主任在一旁点头，表示认同。

    “那……如果一直不醒呢？”杨哲忍不住问出了最担心的问题。

    年长专家看了他一眼，语气严肃：“如果二十四小时内，病人的意识仍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或者生命体征出现不稳定，颅内压进行性升高……那就必须考虑冒险转院了。这意味着，她的情况进入了更危急的阶段，需要更高级别的医疗干预，比如我们医院可能有更积极的处理方案，但相应的，转运风险也会急剧增大。”

    杨哲的心沉了下去。专家的话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孙箐的情况依然非常危急，现在的“稳定”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二十四小时，是另一个生死线。

    “那……手术呢？开颅清除血肿？”杨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两位专家对视一眼，年长专家缓缓摇头：“这是最后的选择。从影像学上看，血肿位置靠近重要的功能区和血管，手术本身创伤大，清除过程中可能损伤周围健康脑组织，引发新的出血或梗塞，术后感染、脑水肿等并发症风险也很高。成功的几率，坦率说，在当前这个阶段，并不高。不到万不得已，比如出现脑疝等直接危及生命的征象，我们不建议轻易进行开颅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