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寫出來的報告。

    羅斯福聽著，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

    有些細節他在電話裡已經聽過了。

    但親耳聽費蘭把整條線從頭到尾串起來時，他的手指在某些節點上會停住，然後敲得更重一些。

    費蘭說到從國會大廈出來之前和雷尼的談話，制憲會議，憲法第五條，霍克訴史密斯案，單一議題代表選舉。

    羅斯福的手指停了，他靠在椅背裡，那個姿勢保持了大概十幾秒，然後眼睛突然亮了：“這個策略不錯、非常不錯。”

    他把“非常”這個詞咬得很重。

    以羅斯福這種老練的政治家，不需要費蘭解釋第二遍，他瞬間便看出了這個策略的妙處。

    禁酒聯盟的根基在州議會。

    幾十年來，他們把力量滲透進每一個州的議會走廊，用選票、捐款、人脈編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任何修正案只要走州議會批准的路徑，就會被這張網兜住，一點一點勒緊，直到窒息。

    但制憲會議代表選舉不一樣。

    代表由選民直選，單一議題，投完解散。

    禁酒聯盟可以把持州議會，但不可能把持每一個選區的每一個投票站。

    更重要的是——時間。

    從選舉發起到投票，只需要讓選民記住一件事：禁酒令廢除，贊成還是反對。

    “富蘭克林叔叔，您之前說，給我準備了一個驚喜？”

    費蘭的聲音打斷了羅斯福的思緒，他表情變得玩味了起來：“費蘭，你年紀也不小了，我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都已經有第一個孩子了。”

    費蘭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當然，婚姻這種事情，我暫時不勉強你，但是，我想你應該要有一份正式的差事了。”

    費蘭微微一怔，然後眯了眯眼：“那您打算給我一份什麼樣的差事？”

    “我們商量過了，準備成立一個機構，這個機構主要負責協調全國工業生產的恢復，制定各行業的公平競爭規則，設定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標準，取消童工，保障工人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作為交換，企業可以獲得反壟斷法的豁免，在聯邦指導下進行行業合作而不是惡性競爭……”

    費蘭的面色在羅斯福說出第一個詞時就開始變化，然後在聽完其中的內容後，他的大腦在那一瞬間彈出了一個名字——國家復興局（NRA）

    NRA的初衷是好的。

    那是羅斯福在1933年開出的一劑猛藥。

    當時全國工業產值比1929年跌了一半，失業率超過百分之二十，工資螺旋式下降，企業互相壓價直到同歸於盡。

    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正掐在每一個工人和中小企業主的脖子上。

    羅斯福要做的，是把那隻手掰開，讓企業坐下來，在同一張桌子上談：我們不再互相壓價了，我們給工人一個能活下去的最低工資，我們給工人一個不會累死的最高工時，我們允許工人自己組織起來和我們談判。

    作為交換，聯邦政府給你們一張免死金牌——反壟斷法暫時不適用於你們。

    大家一起把蛋糕重新做大，而不是在越來越小的蛋糕上互相捅刀子。

    但它在兩年後就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了。

    1935年，謝克特家禽公司訴合眾國案。

    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定，NRA將立法權非法授予總統，且對州內商業的管制超越了聯邦權力。

    一刀斃命，沒有搶救的餘地。

    NRA成為了羅斯福新政中最短命的機構。

    它的法典被廢棄，它的機構被解散，它制定那些密密麻麻的行業規則被掃進歷史的廢紙簍。

    後世很多人這樣評價NRA：它是羅斯福在絕望中開出的一劑總動員式猛藥。

    它沒能救活病人，但它讓所有人——包括最高法院——看清了病灶到底在哪兒。

    NRA倒下之後，全國勞工關係法接過了它的火炬，社會保障法接過了它的火炬，公平勞動標準法接過了它的火炬。

    它的屍體成為了後來者的路標。

    它的影響深遠，不在於它自己活了多少年，在於它死了之後，那些被它開闢出來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了後世。

    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禁止童工、集體談判權——這些在NRA之前只是零散的工會訴求和社會理想，NRA把這些寫進了全國性的行業法典。

    儘管它自己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但這些原則並沒有死去。

    全國勞工關係法在1935年重新確立了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公平勞動標準法在1938年把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變成了永久性的聯邦法律。

    NRA像一顆在1933年夏天被射向天空的照明彈。

    它自己只燃燒了短短兩分鐘就墜落了，但它照亮的那片戰場，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