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淦昌的脸又看了几秒钟。然后他把证件往桌上一拍，转身走进了岗亭里屋。

    淦昌站在原地，听见里屋传来铁皮柜门被拉开的声响。

    谢尔盖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

    一把手枪。枪身乌黑，枪管短而粗，枪柄的包浆被磨得发亮。

    谢尔盖把它往腰带上一挂，动作很随意，象是一个人在出门前顺手拿了件外套。然后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这次他拨的不是总机，不是值班室，是一个只有三个数字的短号。

    白桦林边的监听设备上，心率数字跳到了一百二十。

    警示灯从橙色变成了红色。

    “他在拨安全处的内线。那个短号不在检修范围内。”

    接应人员的声音头一次出现了波动，“不过你放心，我们准备的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咔嗒。

    有人拿起了听筒。

    谢尔盖开口了。

    他的语速很快，用的大概是安全处的内部暗语，淦昌只能听懂几个词——

    “证件”“核查”“扣留”。最后一个词他听得很清楚。“扣留”。

    对面说了几句。

    谢尔盖听着，眼睛一直盯着淦昌。他听完了，把听筒从耳边拿开，但没有挂断。

    “淦昌同志。”

    谢尔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对方要确认一件事。调令的签发日期——你记得是几号吗。”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问题。调令就在桌上，签发日期白纸黑字印在抬头下面。

    他是在和电话的另一端确认信息的真实性。

    淦昌没有低头。

    “十二月八日。”

    谢尔盖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他拿起听筒，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短，只有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