淦昌听懂了：

    “正常”

    谢尔盖把听筒挂回去，把证件和调令一并从桌上捡起来，塞进淦昌手里。然后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搁，重新坐回椅子上，

    “走吧。”

    他说，头也没抬，“学术会议不等人。”

    淦昌走出第一道检查站的时候，手指还有些发抖。

    他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痛让手稳了下来。

    衣领内侧那枚纽扣里传来接应人员的声音，

    “第一步完成了。继续走。不要回头。”

    他没有回头。

    “放行。”

    边检人员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字，把证件推了回去。

    淦昌把证件揣进大衣内侧口袋，朝谢尔盖点了点头，迈开步子，朝第二道检查站走去。

    走出十几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湿了。

    棉大衣内侧的衬里贴在皮肤上，又凉又黏。

    第二道检查站是个铁皮棚子，四面透风，棚顶上堆着一层薄薄的积雪。

    棚子下面摆了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几样东西——登记簿、手电筒、一把搁在枪套里的手枪。

    长条桌旁边是一个铁皮柜子，柜门半开，里面挂着几件军大衣。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烟草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闷得人太阳穴发紧。

    淦昌走过这道检查站时，一个正在抽烟的边检人员从棚子里探出头来，朝他招了招手。

    “行李。”

    淦昌摊开双手。他没有背包，没有手提箱，大衣口袋瘪瘪的——一包烟，一个打火机，一支钢笔，别无他物。

    他的所有行李就是身上这件大衣和口袋里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边检人员把烟叼在嘴里，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大衣口袋。

    左边，右边，内侧。

    手掌隔着棉布拍过去，只触到卷烟盒的硬角和打火机的金属轮廓。

    他回头看了一个登记簿的同伴一眼，那人正在低头写什么，头也没抬地摆了摆手。

    抽烟的边检人员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朝淦昌偏了偏头——走吧。

    如果他带了行李或是文档，哪怕只是一个公文包，这条过道就会变成他今晚最漫长的一段路。

    所有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身份信息、撤离路线、应急预案，

    全部浓缩在那张比邮票还小的半透明薄片上，卷起来藏在钢笔帽的夹层里。

    从外面看，就是一支普通的钢笔。

    就算有人把笔帽拧开，也只能看到笔尖和墨囊，看不到薄片在光照下才会显现的密密麻麻的纹路。

    第三道检查站是一座两层小楼，

    外墙刷着半截绿漆，门口亮着一盏瓦数很大的探照灯，把整个门口照得雪亮。

    这里不是岗亭，不是铁皮棚子，是真正的行政关卡。值夜班的边检人员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身后是文档柜和文档架，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联合所外围的地形图，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不少圈。

    他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戴着老花镜，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手边摆着一部黑色转盘电话。

    电话旁边压着一张塑封的值班表，表上的日期是三天前更新的。淦昌推门进来的时候，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

    “证件。”

    淦昌把证件递过去。

    对方翻开看了看，没有象第一道关卡那样翻来复去地比对，只是扫了一眼照片和钢印，就把证件放在桌上。然后他伸出手。

    “离境手续。”

    调令。

    今晚的重头戏。

    淦昌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纸张挺括，微微泛黄。

    他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指尖把纸推过去的时候，纸缘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沙响。

    瘦高个边检人员拿起调令，展开。

    抬头是红头俄文本样，正文是工整的打字机字体，内容是——

    “兹派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淦昌同志，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的短期学术交流活动，为期三天。请各检查站予以放行。”

    落款处盖着一个深蓝色的圆章，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公章，边缘清淅，印色均匀。

    下面是签名，一个不算规整但很有特点的俄文签名，签名的最后一笔略微上挑，带出一个极细微的勾。

    这份调令被被复原极度精准。

    纸张的纤维成分和老化的程度，跟保存在莫斯科文档馆里的同年份文档完全一致。

    章子的雕刻风格，边缘齿数、字体间距，与正版的不会有丝毫不同。

    签名，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