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

    这个夜晚和无数个夜晚一样安静。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一个核物理学家正在穿过杜布纳外围检查站的最后一道关卡。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苏联棉大衣，衣领内侧缝着一枚灰黑色的四孔纽扣。

    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婚戒。

    杜布纳的冬夜冷得不象话。

    脚下的积雪被踩实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检查站的探照灯在铁丝网上来回扫，光柱掠过地面的频率像钟摆一样规律。

    淦昌在距第一道关卡二十米处停住脚步，抬手整理了一下大衣领口。

    这个动作看起来只是在挡风，但他的指尖触到了衣领内侧那枚纽扣，灰黑色，四孔，磨砂纹路，比普通的纽扣略厚一丝。

    他轻轻按了两下。

    五百米外，一辆停在白桦林边的黑色轿车里，接应人员面前的监听设备上跳起两盏绿灯。

    心率：每分钟七十八次。体温：三十六度五。状态：稳定。

    “收到。”

    加密脉冲穿过冬夜的寒风，精准地落进淦昌衣领内侧那枚纽扣里。

    “可以进入。按原计划。”

    淦昌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朝第一道检查站走去。

    第一道检查站是个砖砌的岗亭，窗户上结着冰花，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模模糊糊地看不清。

    门口的铁皮桌子上搁着一本登记簿、一部黑色转盘电话。

    值班的边检人员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皮带勒在棉大衣外面，帽檐压得很低，下巴埋在毛领子里。

    看见淦昌走过来，他伸出手，手心朝上，嘴里咕哝了一句俄语。

    证件。

    淦昌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那本深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递过去。

    封皮边角微微磨损，烫金字样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

    这是他今晚第一次主动出示这份证件，在出发前，他对着镜子端详了很久。

    镜子里的人穿着苏联棉大衣，眼角有细密的皱纹，嘴唇因为干燥微微起皮。

    既象他，又不完全象他。

    边检人员翻开证件。

    照片。钢印。签名。

    他把证件举到灯下，眯着眼睛看了看。

    照片上的人穿着白衬衫，领口扣得规整，眼神平视前方。他抬头看了看淦昌，又低头看了看照片。

    这一眼看了很久。

    不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扫视——边检人员翻登记簿的手停住了。他盯着照片，又盯着淦昌的脸，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弹了两轮。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把证件往灯下又凑近了一些，大拇指在照片表面蹭了蹭，象是在确认照片没有被揭换过。

    “这照片是你什么时候照的？”

    淦昌的太阳穴突地跳了一下。他的无名指上，那枚银色婚戒内侧的传感器捕捉到了这次心跳——心率从七十八飙到了九十六，象一只受惊的鸟在胸腔里扑棱了一下翅膀。

    白桦林边的黑色轿车里，监听设备上跳起一个黄色的警示灯。

    “不要慌。他只是在核对钢印。”

    脉冲信号再次传来，这次语速更慢。淦昌感觉到颞骨的震动，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象是有人在他最孤独的时刻，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有温度的话。

    他按照预定方案回答：

    “三年前照的。去年换了新的。”

    语气平稳，甚至带着一丝因为被耽搁而产生的不耐烦。这是他今晚第一次撒谎。他的心跳从九十六缓缓落回八十二。

    边检人员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把证件往桌上一丢。

    证件滑过桌面，停在登记簿旁边。

    他拿起笔，准备登记。

    就在这时，岗亭里面传来一声粗重的咳嗽。一个声音从岗亭里屋传出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谁？”

    桌前的边检人员头也没回：“联合所的。淦昌。”

    里面沉默了一瞬。然后脚步声响起，一个人从岗亭里屋走了出来。这个人没穿大衣，只披着一件军便服。

    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多，眼仁少，看起来又冷又硬。

    淦昌认出了他——谢尔盖，杜布纳安全处在第一检查站的负责人。

    谢尔盖走到桌前，把手按在证件上，

    “淦昌同志。”

    他用的是俄语，口音很重，每个词都象在嚼一块冻硬的肉，“这个时间出去，有什么事？”

    淦昌把准备好的回答推出去：

    “去莫斯科。有个学术会议，明天早上报到。”

    谢尔盖把手从证件上拿开，